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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之书》:千古劝降文压轴之作,绮丽文风下的纵横捭阖
《与陈伯之书》是梁朝丘迟以私人口吻,写给叛将陈伯之的一封劝降书,被萧统收录在了《昭明文选》之中。陈伯之看了这封书信之后,深受震动,最终引兵八千来降。梁朝兵不血刃,只凭丘迟一纸片言,撼动了陈伯之八千铁甲,这篇作品也因此被誉为“千古劝降文压轴之作”。
 
这封书信单从文学角度来分析,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从形式上延续着六朝骈文的绮丽文风,而内容上却有着战国诸子纵横捭阖的雄辩气魄,两种矛盾风格统一于一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十分罕见的。除此之外,这篇作品还应用了一种冷门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全篇的点睛妙笔,被历来名家所推崇,在写作技巧上,同样成为不可多得的典范。
 
骈俪文风,同样拥有实质内容
 
如果要论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间段的文章最为富丽,六朝骈文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这种文体多用四六短句,极为讲求对偶和声律,所以文章看起来工整,读起来顺朗。骈文是赋体和诗体的融合,兴起于汉末,极盛于六朝,后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所用的“赋体”不是汉赋,而是从骈文发展而来的“律赋”。可见,六朝骈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而《与陈伯之书》就是在这一时段产生的骈文,整部作品四六短句充斥,用典繁多,但言辞与语义却极为契合,是骈文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古代文学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骈俪文风兴起,慢慢会发展成绮糜滥调,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奢靡的风习。而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学变革就是从反对绮糜骈俪的文风开始的。
 
比如,中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发起的“韩柳古文运动”,就是想要打破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风,将创作重新拉回到“文以载道”之上;无独有偶,北宋时期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同样是从反对绮糜文风的“西昆体”开始的,倡导“文道并重”的朴实文体;除此之外,明朝“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文风,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淫哇奢靡”风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
 
这就导致了一提起骈文,极容易引起因文体而产生的偏见,忽略了内容的重要性,并且形成了将“内容”和“形式”相割裂、对立的误区。
 
《与陈伯之书》的成功就在于,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性体现于文学审美性极高的骈文体裁中,富丽的形式并没有成为阻碍,反而成为了内容坚实的依托。骈俪工整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场,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向陈伯之灌输自己的理论,在以说服对方为目的的“劝降文”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就是《文心雕龙·情采》中所提出的: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好的形式让内容表达更为顺畅,好的内容让形式展现避免空泛,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达到精品的程度,才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能流传千古的秘诀。
 
剖析利害,有纵横游士雄辩之风
 
《与陈伯之书》是一封劝降书,不论形式如何富丽,都不能取代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价值。所以,剖析其如何能说服陈伯之归降,才是对文本内涵最重要的阐释。
 
在这篇作品的逻辑构造中,丘迟像战国时期的纵横游士一般,以精妙的节奏和完美的话术,使得“劝降”的实际功用得到最大的发挥。
 
节奏的掌控,是谈判话术的隐形筹码。
 
陈伯之曾经是梁朝的将领,后来因为部从的劝说而叛梁投魏,如今让他重新回到梁国,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巨大的。其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勉强识得书信,性情较为急躁。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让陈伯之听进丘迟的劝说,就要依靠话语节奏的重要性。
 
在这篇书信的开头,丘迟如此恭维陈伯之: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丘迟这段话的目的其实就是刻意抬高陈伯之。作为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粗人,听了如此恭维,自然十分受用,不会因为恼怒暴躁而撕毁书信。
 
更为巧妙的是,丘迟在之后又用了几句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让这种恭维显得有了实际的支撑:
 
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这句话很重要,其实陈伯之看到这封书信的第三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丘迟的节奏之中。表面上是讲述陈伯之此前的辉煌事迹,但实际上先定下一个基调,陈伯之能有如此辉煌事迹的前提,是“遭遇明主”所带来的。这句话和上文配合,很容易因被赞美的喜悦而忽视,就像埋下了一个种子,为以后的论述做好铺垫。
 
果不其然,丘迟在第四句话里,就展现了言辞的锋芒:
 
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直接将陈伯之此前的喜悦化为对现实的焦虑。此前是朱轮华毂,列土封疆,现在是亡命奔逃,如丧家之犬,今昔对比何其巨大。而这一切不就是因为陈伯之你叛梁逃魏而引起的吗?
 
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常用的“擒纵”话术,既让陈伯之有了看下去的欲望,又引发其激烈的情绪冲突。此后的部分,丘迟又分别从陈伯之叛逃的原因、梁朝对他的态度、民族大义以及朋友情谊等方面进行展开,每一部分的情绪挑动都是如此安排。
 
书信是跨越空间的交流,实质上也是丘迟和陈伯之的一次谈判。而通过“擒纵”话术,使得这场谈判完全落入了丘迟的节奏之中,陈伯之的归降就在情理之中了。
 
利害的陈述,是劝降成功的主要手段。
 
对被劝说者陈述利害关系,同样是战国纵横游士的常用手段。丘迟整篇书信是站在陈伯之的角度,来为他进行两种结局的规划。
 
总体来看:
 
若不归降,梁朝兵锋所至,攻城拔寨,陈伯之一家必然不能幸免。更为重要的是,不顾民族大义,投降北方游牧民族,此等骂名必然遗臭万年。
 
若来归降,梁朝屈法申恩,既往不咎,陈伯之再次获得荣华富贵,并且因迷途知返,后世必然有美名流传。
 
因为这是丘迟以私人身份寄给陈伯之的书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的是作为朋友故交的担忧,并且流露出梁朝并不在意陈伯之的阻碍,而是要兵锋直指秦中,此番归降正是机会,如果不能把握,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所以,在书信的末尾,丘迟还不忘提醒一句:
 
聊布往怀,君其详之。
 
再次点明,这次的书信是因为二人故交所进行的私人劝说,而不是代表梁朝所下的战书。而之所以能有这封私人书信的出现,本身就表明梁朝对陈伯之的诚意。
 
 
悬想示现,冷僻的修辞恰到好处
 
这部作品最为让后世文人所称道的就是这句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在赞美与威吓、归降与战争的论述里,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草长莺飞”的描绘,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修辞方式,叫做“示现”,即将实际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见如闻,活灵活现。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修辞方式,一般就是比喻、拟人、排比等,“示现”也是和它们同属一类的修辞方式,只不过较为冷门,很多情况下不会做过多的分析。
 
《与陈伯之书》中的这次示现属于“悬想示现”,是对不存在的事物进行假想性描绘。有一些分析者虽然指出是“示现”手法,但认为是“追想示现”,即描绘过去的事物,其实是对文意的误读。
 
这句话的后面是这样一个描述:
 
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丘迟是说,在这样的景色里,如果燃起连天的战火,那将是一种何等“怆悢”的心情啊!
 
联系上下文来看,丘迟给陈伯之描绘了两幅可能出现的场景:
 
如果陈伯之此次归降,那么明年“草长莺飞”的江南美景不正是你我所向往的吗?但是如果最终将军您和故国兵戎相见,那么破坏了这幅江南安宁,岂不可惜?
 
所以,丘迟问陈伯之,廉颇、吴起这等名将对故国河山都不忍如此,“将军独无情乎?”
 
这一句话,彻底叩开了陈伯之的心扉,在之前的步步紧逼,种种危机设想之后,突然话风一转,以真切的情感动人,所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
 
而有趣的是,丘迟在提到“廉颇”与“吴起”的时候,所用的典故也极为精妙。
 
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
 
名将廉颇希望在赵国被秦国围困之际,再次为将,拯救家国,但“廉颇老矣”的事端让垂暮英雄徒留遗憾。其实是在告诉陈伯之,将军若想再为故国征战,此正当时!而通过吴起离魏去楚,也正是影射陈伯之应该离“魏”返梁。
 
上下五千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与陈伯之书》能在其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其兼顾了实用性和审美性,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无怪乎明代主盟文坛的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评价道:其最有声者,与陈将军伯之一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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