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伯之书》：千古劝降文压轴之作，绮丽文风下的纵横捭阖
《与陈伯之书》是梁朝丘迟以私人口吻，写给叛将陈伯之的一封劝降书，被萧统收录在了《昭明文选》之中。陈伯之看了这封书信之后，深受震动，最终引兵八千来降。梁朝兵不血刃，只凭丘迟一纸片言，撼动了陈伯之八千铁甲，这篇作品也因此被誉为“千古劝降文压轴之作”。
 
这封书信单从文学角度来分析，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从形式上延续着六朝骈文的绮丽文风，而内容上却有着战国诸子纵横捭阖的雄辩气魄，两种矛盾风格统一于一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十分罕见的。除此之外，这篇作品还应用了一种冷门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全篇的点睛妙笔，被历来名家所推崇，在写作技巧上，同样成为不可多得的典范。
 
骈俪文风，同样拥有实质内容
 
如果要论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间段的文章最为富丽，六朝骈文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这种文体多用四六短句，极为讲求对偶和声律，所以文章看起来工整，读起来顺朗。骈文是赋体和诗体的融合，兴起于汉末，极盛于六朝，后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所用的“赋体”不是汉赋，而是从骈文发展而来的“律赋”。可见，六朝骈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而《与陈伯之书》就是在这一时段产生的骈文，整部作品四六短句充斥，用典繁多，但言辞与语义却极为契合，是骈文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古代文学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骈俪文风兴起，慢慢会发展成绮糜滥调，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奢靡的风习。而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学变革就是从反对绮糜骈俪的文风开始的。
 
比如，中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发起的“韩柳古文运动”，就是想要打破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风，将创作重新拉回到“文以载道”之上；无独有偶，北宋时期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同样是从反对绮糜文风的“西昆体”开始的，倡导“文道并重”的朴实文体；除此之外，明朝“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文风，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淫哇奢靡”风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
 
这就导致了一提起骈文，极容易引起因文体而产生的偏见，忽略了内容的重要性，并且形成了将“内容”和“形式”相割裂、对立的误区。
 
《与陈伯之书》的成功就在于，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性体现于文学审美性极高的骈文体裁中，富丽的形式并没有成为阻碍，反而成为了内容坚实的依托。骈俪工整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场，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向陈伯之灌输自己的理论，在以说服对方为目的的“劝降文”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就是《文心雕龙·情采》中所提出的：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好的形式让内容表达更为顺畅，好的内容让形式展现避免空泛，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达到精品的程度，才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能流传千古的秘诀。
 
剖析利害，有纵横游士雄辩之风
 
《与陈伯之书》是一封劝降书，不论形式如何富丽，都不能取代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价值。所以，剖析其如何能说服陈伯之归降，才是对文本内涵最重要的阐释。
 
在这篇作品的逻辑构造中，丘迟像战国时期的纵横游士一般，以精妙的节奏和完美的话术，使得“劝降”的实际功用得到最大的发挥。
 
节奏的掌控，是谈判话术的隐形筹码。
 
陈伯之曾经是梁朝的将领，后来因为部从的劝说而叛梁投魏，如今让他重新回到梁国，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巨大的。其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勉强识得书信，性情较为急躁。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让陈伯之听进丘迟的劝说，就要依靠话语节奏的重要性。
 
在这篇书信的开头，丘迟如此恭维陈伯之：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丘迟这段话的目的其实就是刻意抬高陈伯之。作为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粗人，听了如此恭维，自然十分受用，不会因为恼怒暴躁而撕毁书信。
 
更为巧妙的是，丘迟在之后又用了几句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让这种恭维显得有了实际的支撑：
 
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这句话很重要，其实陈伯之看到这封书信的第三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丘迟的节奏之中。表面上是讲述陈伯之此前的辉煌事迹，但实际上先定下一个基调，陈伯之能有如此辉煌事迹的前提，是“遭遇明主”所带来的。这句话和上文配合，很容易因被赞美的喜悦而忽视，就像埋下了一个种子，为以后的论述做好铺垫。
 
果不其然，丘迟在第四句话里，就展现了言辞的锋芒：
 
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直接将陈伯之此前的喜悦化为对现实的焦虑。此前是朱轮华毂，列土封疆，现在是亡命奔逃，如丧家之犬，今昔对比何其巨大。而这一切不就是因为陈伯之你叛梁逃魏而引起的吗？
 
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常用的“擒纵”话术，既让陈伯之有了看下去的欲望，又引发其激烈的情绪冲突。此后的部分，丘迟又分别从陈伯之叛逃的原因、梁朝对他的态度、民族大义以及朋友情谊等方面进行展开，每一部分的情绪挑动都是如此安排。
 
书信是跨越空间的交流，实质上也是丘迟和陈伯之的一次谈判。而通过“擒纵”话术，使得这场谈判完全落入了丘迟的节奏之中，陈伯之的归降就在情理之中了。
 
利害的陈述，是劝降成功的主要手段。
 
对被劝说者陈述利害关系，同样是战国纵横游士的常用手段。丘迟整篇书信是站在陈伯之的角度，来为他进行两种结局的规划。
 
总体来看：
 
若不归降，梁朝兵锋所至，攻城拔寨，陈伯之一家必然不能幸免。更为重要的是，不顾民族大义，投降北方游牧民族，此等骂名必然遗臭万年。
 
若来归降，梁朝屈法申恩，既往不咎，陈伯之再次获得荣华富贵，并且因迷途知返，后世必然有美名流传。
 
因为这是丘迟以私人身份寄给陈伯之的书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的是作为朋友故交的担忧，并且流露出梁朝并不在意陈伯之的阻碍，而是要兵锋直指秦中，此番归降正是机会，如果不能把握，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所以，在书信的末尾，丘迟还不忘提醒一句：
 
聊布往怀，君其详之。
 
再次点明，这次的书信是因为二人故交所进行的私人劝说，而不是代表梁朝所下的战书。而之所以能有这封私人书信的出现，本身就表明梁朝对陈伯之的诚意。
 
 
悬想示现，冷僻的修辞恰到好处
 
这部作品最为让后世文人所称道的就是这句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在赞美与威吓、归降与战争的论述里，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草长莺飞”的描绘，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修辞方式，叫做“示现”，即将实际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见如闻，活灵活现。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修辞方式，一般就是比喻、拟人、排比等，“示现”也是和它们同属一类的修辞方式，只不过较为冷门，很多情况下不会做过多的分析。
 
《与陈伯之书》中的这次示现属于“悬想示现”，是对不存在的事物进行假想性描绘。有一些分析者虽然指出是“示现”手法，但认为是“追想示现”，即描绘过去的事物，其实是对文意的误读。
 
这句话的后面是这样一个描述：
 
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丘迟是说，在这样的景色里，如果燃起连天的战火，那将是一种何等“怆悢”的心情啊！
 
联系上下文来看，丘迟给陈伯之描绘了两幅可能出现的场景：
 
如果陈伯之此次归降，那么明年“草长莺飞”的江南美景不正是你我所向往的吗？但是如果最终将军您和故国兵戎相见，那么破坏了这幅江南安宁，岂不可惜？
 
所以，丘迟问陈伯之，廉颇、吴起这等名将对故国河山都不忍如此，“将军独无情乎？”
 
这一句话，彻底叩开了陈伯之的心扉，在之前的步步紧逼，种种危机设想之后，突然话风一转，以真切的情感动人，所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
 
而有趣的是，丘迟在提到“廉颇”与“吴起”的时候，所用的典故也极为精妙。
 
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
 
名将廉颇希望在赵国被秦国围困之际，再次为将，拯救家国，但“廉颇老矣”的事端让垂暮英雄徒留遗憾。其实是在告诉陈伯之，将军若想再为故国征战，此正当时！而通过吴起离魏去楚，也正是影射陈伯之应该离“魏”返梁。
 
上下五千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与陈伯之书》能在其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其兼顾了实用性和审美性，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无怪乎明代主盟文坛的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评价道：其最有声者，与陈将军伯之一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