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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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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散文的千古绝唱
【写作背景】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散文作品,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千古绝唱。文章讲理想,大气恢弘;谈人生,如泣如诉,历代文人为之倾倒,历代读者为之动容。这篇文章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任安,他是司马迁的好友;一个是李陵,他困扰司马迁的一生。要读懂《报任安书》,先要了解任安其人与李陵其事。
 
任安其人
 
任安与田仁是同事,又是好友。田仁的父亲叫田叔,司马迁写有《田叔列传》,田叔列传中有田仁传,因田任与任安是好友,褚少孙在《田叔列传》后补有《任安传》。
 
任安是荥阳人,从小就是孤儿,家庭贫困,为人赶车到长安,落脚武功,后为亭长。邑中人出外打猎,任安为大家分“麋鹿雉兔”,甚为公平,众人皆喜。
 
任安有点名气后到卫青将军帐下当舍人,与田仁俱居门下,同心相爱。二人家贫,无钱贿赂,卫青的家监让他俩养“恶啮马”,两人由此知卫青不识人也。一次,卫将军带两人到平阳公主家,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二人愤愤不平,拔刀断席别坐,以示不愿为伍。平阳公主很奇怪又很憎恶两人,但还是没敢呵斥。
 
后来汉武帝让卫青将他府下舍人择优选为郞,卫青推荐了一些有钱人的子弟欲上报,恰逢大夫赵禹路过卫青家,卫青将他推荐的人给赵禹看,赵禹看后认为十余人没有一个有智慧谋略。赵禹说:“将门之下必有将类,现在你只取富人子弟,又无智略,不过是些木偶人穿华丽衣裳而已。”赵禹让卫青把他的舍人全部召来,赵禹面试后说,“只任安、田仁二人可用,余无可用者。”
 
赵禹将任安与田仁带到京城,汉武帝召见。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说:“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听后大笑曰:“好!”汉武帝便任命任安为北军护军,后改任益州刺使,再调回任北军护军。任命田仁为三河太守,田仁杀了一批三河恶霸,汉武帝又改任他为丞相司直,主管城门。
 
后来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太子刘据起兵造反,刘据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起兵,任安接受了符节,但闭门不出。刘据兵败逃亡,田仁认为皇上与太子是骨肉之亲,便开城门放刘据出城。汉武帝从甘泉宫回到京城认为任安“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将任安下狱,后处死。
 
李陵其事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长于骑射,谦和而仁爱,人缘极好。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在张掖酒泉一带训练了五千精兵。这五千人都是奇才剑客,荆楚勇士,力能扼虎,射必命中,可谓精锐。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精兵,出居延(今宁夏北部),向北行进30天,到达浚稽山(今天蒙古国境内),并派部下陈步乐回长安汇报。陈步乐走后,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单于率三万骑兵围了上来,李陵率壮士奋勇迎战,千弩俱发,杀敌数千,匈奴败退。
 
单于见状,大吃一惊,立即调动八万人围攻李陵,李陵突围后且战且走。李陵军在树林间苦斗,肉搏还击,杀敌数千。单于见连战不胜,准备撤退,这时,李陵军的一个军候逃到匈奴,告诉匈奴李陵箭快完了,只有李陵和韩延年各带八百人前行。单于便带兵反击,把李陵围在一个山谷内,箭如雨下。激战到半夜,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
 
一年后,李陵投降匈奴,在匈奴待了26年,公元前74年,病死。
 
遭受宫刑
 
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龙颜大怒,召集群臣讨论,所有大臣都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站出来讲公道话。司马迁说:我与李陵同朝为官,但交情不深,“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但司马迁非常敬佩李陵的为人,他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他认为李陵虽然被俘,但是会找机会报效汉朝的。
 
司马迁的本意是为武帝宽心,安慰武帝,但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沮贰师”。“沮”是用语言败坏人的意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妻哥,又是此次征匈奴的统帅。为李陵辩护与“沮贰师”,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汉武帝却以“沮贰师”的罪名,判处司马迁死刑。九年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司马迁写进了《匈奴传》,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的司马迁被捕下狱,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接受了官刑。
 
根据汉代法律,判处死刑的人可以有两种办法免死。一是交赎金50万,二是接受宫刑。李广、张骞等汉代名将都曾交钱自赎。司马迁是个小小的处级官员,月俸仅六百石,50万钱对司马迁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深感自赎无望。
 
接受宫刑免死,对常人来说,可能不是多大问题,但对司马迁来说,问题比天还大,很难接受。原因有二:一是羞辱了祖先,二是成为个人的最大污点。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宫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是个大孝子,他认为身体肌肤,发自父母,而接受宫刑既辱身又辱祖先,甚至认为,接受宫刑再无颜面到父母的坟丘去,后果真的很严重。
 
面对此情,司马迁陷入两难,欲生无望,就死又于心不忍。他认为如果就这样“伏法受诛”,那不过是“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所以他选择了生,是因为太史公书还没有写完。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认为他的文采是相当好的,必须流传于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的根本原因。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12月,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到了公元前96年6月,司马迁大赦出狱,并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这一年,司马迁50岁。虽然中书令是两千石的高官,但司马迁不齿于这一职务,而是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太史公书的写作上。
 
报任安书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八年后,即公元前91年,对司马迁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太史公书》已写作完成,二是任安当年冬天将被执行死刑。这两件事促成司马迁写《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在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在它的纵横捭阖,波澜起伏。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又是十分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三言两语又说不清楚,所以他就一一道来;此文之奇还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行文流畅,语言生动。
 
这样的文章,写于武帝之时,甚有楚汉雄风。文章写得大气磅礴,纵横跌宕,敢于放言,无所谓避,在大汉的严刑之下,又在身受极刑之后,竟然行若无事,这样的文章只有司马迁的性格才写得出来。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nǎng)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同“疲”)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同“猝猝”)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为《太史公》做牛做马的司马迁再拜致意。
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把这些当做光荣,只不过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能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的闲工夫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憾。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能够自修其身,这是有智慧的凭证。能够怜爱别人,乐于施舍,这是行仁德的开始。取和予是否得当,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建立好的名声,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为此担忧;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献出诚实的心意,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对外,又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参加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积累老资格,在言论方面立功,谋得尊贵的官职,优厚的俸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以前,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竭尽自己的思虑,到现在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士大夫的气节,不可不劝勉鼓励啊(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现在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形势所造成;坚强或懦弱,也是形势所决定。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因此渐渐地衰败,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微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
 
恭敬的拜两次。
 

《报任安书》——散文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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