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城记

　　一、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省会在郑州，它不是。这是它的幸运。曾经沧海难为水，老态龙钟的旧国都，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付给邻居。

　　陪同我的人说，宋史上记载的旧地名，都在今天开封地底下好几公尺。黄河经常决水，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庞贝古城潜藏得过于轰轰烈烈，中国人温文尔雅，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层层地慢慢来。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们逃了又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古都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

　　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复淤泥下的昔日繁华。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属于记忆，记忆像银灰色的梦，不会有其他色彩。于是，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

　　只有最高大、最坚牢的构建未曾掩埋。台阶湮没了，殿身犹在；高塔被淤没底层，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与友人同去开封，不知爬了多少台阶，古塔、古塔、古塔，宫殿、宫殿、宫殿。我累了，上下环顾，对友人说：“我真想把荒草间的石阶拍下来，题名时间。”友人说：“别拍了，一端相机便成了现代。”

　　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

　　国内许多古塔已经禁止人们攀援，而开封古塔却听便。不必过于担心有无数的人在塔中拥挤，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塔阶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层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产生更上一层观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要么不进塔。进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让体力心力不济的人们静静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的接力赛。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瞰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历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历代农民起义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那样叱咤风云，闹成如此气象？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我多次对南京的朋友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热，语言不太好听之外，我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诗中，有不少与南京有关，其中尤以刘禹锡的《石头城》为最：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把怀古的幽思开拓到如此气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三、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着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着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着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