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黄灯与她的农村亲人

　　文/朱诗琦

　　黄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她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识界也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

　　去年春节，黄灯回农村老家时，三个堂弟凑过来，说：“灯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写出来了，那我们的事你也可以写写。”

　　当地方言中没有“姐姐”的称谓，“灯哥”即是灯姐。堂弟们乐意提供自己在广州打工的经历，因为文字在亲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状况则让黄灯有些拿不准。他吸过毒，坐过几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复好关系。她试探地问：“把你吸毒的经历写进去，没关系吗？”

　　“写也没关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讲出当年为赚取毒资而抢包的种种细节，甚至拿出好些从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件。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她作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庄丰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庄凤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们共同的身份是农民。农村留不住人，这些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产，哥嫂打工十多年的报酬也因此无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虽然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却无力解决亲人的。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她在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任教，说话时还带着汨罗农村老家的乡音。“他们过得太艰难了，”黄灯为这种无声的悲剧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阵风一样，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

　　困惑

　　1999年，黄灯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不到8万，而她报考的中文系仅21个名额。学校里弥漫着精英意识，也有些远离现实的轻松。她印象很深，同窗们成天谈论出国、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识界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那一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她后来对农民亲人的关切、底层立场的坚定，源于对知识界的失望。“我一直觉得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命运。”黄灯说，如果是为了好的出路，她不会继续读博，而是在硕士毕业时工作。

　　2012年，已为大学教师的黄灯在文学刊物《天涯》上发表了《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批判知识分子丧失学术的良知，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而热衷于交易和利益，为拿课题、发论文卖力奔走。其结果是，知识生产成了概念的空转，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不再发生联系。

　　她知道另一种生活。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

　　工厂的生活让她见识了人生的残酷一面。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她从机关文秘调到车间做挡车工。在短纺车间，她学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8个小时工作，三班倒。车间的师傅很同情她，近视眼本不适合在一线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机曾经吞掉一个女孩子的手。在工人们看来，在国企上班意味着一辈子衣食无忧，工资不高福利不少。但变故接着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

　　下岗那一年，黄灯24岁。她切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作“改革阵痛”。那意味着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她耳闻目睹了国企改制下的种种惨剧，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

　　一年后她如愿读研。进入学院系统后，黄灯发觉，过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轻松体面的校园生活常让她有不真实感，上一刻还灰头土脸地在工厂，为总也弄不好的滚轴而苦恼，转眼她已经坐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的过往似乎从未发生。

　　“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孩子，他们就是天真很多。”  黄灯说。那时，她在校园里显得愤世嫉俗，看不惯有学生为了奖学金评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学术。讨论课上，她常常选择启蒙话题，“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她不能接受大学同学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导师曾数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够平和。

　　黄灯没有告诉导师她的下岗经历，除了舍友，同学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那时，她觉得这种经历上不得台面。读研前她的学历是大专自考本科，这也让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优越感中选择沉默。

　　虚伪的东西

　　2002年傍晚，堂弟黄职培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他拎来一盒精装月饼和一箱国产牛奶，要看看这位数年未见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没有接受与黄灯一起去食堂吃晚饭的邀请便匆匆赶回工地。

　　黄灯在中山大学读博士。而堂弟初中未毕业便南下广州打工，离乡时不满14岁。姐弟俩虽有血缘关系，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异乡重逢，黄灯看到，眼前的堂弟“尽管有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

　　早年在武汉读书时，黄灯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亲人在广州打工。她还听说，他们当中有人赌博，甚至吸毒，听起来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会为了毒资找你。即便亲戚不来，他的朋友也可能来找我。”黄灯说起她那时的心思。弟弟过节时主动来访，让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虚伪的东西被揭开了。

　　堂弟的来访成为她重建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新书写作的起点。她很震撼，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什么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在书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作“一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走进这个群体，看看他们怎么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5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根本不会转。”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几年，一心为了凑齐给孩子读书的学费。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了广州，靠打零工混饭吃，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还被关过收容所。

　　她有一个表弟，有段时间经常吸毒。他父亲主动举报，因为被公安局抓走还可以保住一条命。家里人见他屡教不改，说“不戒毒就拿瓶农药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黄灯在老家休产假那年，表弟送来三百元，他每月靠给人打工挣八百，那三百块皱巴巴的，五十块、十块、五块凑在一起。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访谈了一批在广州、东莞打工的亲人，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他们将家乡的人际模式复制到了南方，在异乡讲着家乡土话、吃着过年带来的腊味、打着家乡的麻将和扑克、开着家乡的玩笑，这些都让黄灯感到亲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说，那时她看待广州的“脏乱差”问题都有了新的视角，一想到自己的亲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变得可以容忍。

　　黄灯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2003年，她尝试写一本书，发现大学读书的日子几乎是空白，太轻了，反倒是工厂生活的经验不断涌入，“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确立了自己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学院派的反思。下岗经历不再让她羞愧，她主动去接近打工的亲人们。“所有的转变都涉及到我对精英的认识。”黄灯说，“以前对精英有价值观上的认同，现在他没有精神上的高贵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这个群体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对我自己了。”

　　亲人

　　新书完稿后，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看了后两章，内容是妻子家的两个村庄，而第一章里写的自家亲戚，杨胜刚却跳了过去，他甚至没怎么看“乡村图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语的杨胜刚简短解释道，他不愿意回顾家里的痛苦。作为家中惟一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杨胜刚却不能改变农村亲人在底层挣扎的命运。他热爱文学，与黄灯是同样的专业。教书这份职业给了他不少乐趣，但他毕竟是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母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黄灯说，丈夫觉得喜欢文学是对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没走出来，我觉得我丈夫都有一点天然的自卑感。”黄灯说。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在城市与农村两个身份之间纠结。这种纠结弥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黄灯在书中写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黄灯在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师傅下岗后的艰难处境。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性打动，“从没见身边的人写过这些。”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黄灯第一次去杨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来十多年，但二楼根本没装修，裸露的钢筋和预制板让她想起小时候见到的穷人家。“十几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较精英的人才，不会把经济状况作为考量条件，那时房价也便宜，没有‘凤凰男’这种说法。”黄灯说。她从小对物质的贫乏没有什么感知，2007年两人结婚，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她才体会到丈夫当年邮件中所说的农民的苦难。

　　在丈夫杨胜刚的家族，由于家中境况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产，无人分担重任，杨胜刚和黄灯夫妇成了惟一的资源索取对象。黄灯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亲戚也在广州打工，每个月也可以挣两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释然了，哥哥待在农村几乎没法挣钱，棉花一块多一斤，菜籽油十几块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却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来。他们每年两万元左右的资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钱。

　　“很多农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个考出来，大部分都比较弱，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会帮。”黄灯说，她能理解这种关系，因为父母一直在帮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

　　“这种关系不对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付出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你付出了，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他们当年的付出，比如当年没让我老公辍学。”她说。她只希望亲戚能体谅自家难处，有时候也会想丈夫为什么没学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时会对她说，“你孩子小，我们家没帮你们带过孩子”，或者“你们在城里买房，也没钱付首付”。黄灯觉得他们是明白人，并不认为别人的周济理所当然。春节回乡，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们回家，那个时候，黄灯说，天然的亲情还是会给你安慰。亲人之间要讲情感，而不要那么讲道理，这是父母那边的大家庭教会她的东西。

　　黄灯初到广州的那段时间，曾刻意回避农村亲戚，担心自己成为他们索取的对象。博士毕业后，受够了搬家的折腾，黄灯决定在广州买房，首付二十多万，她手头只有五千块。

　　她向身边的同事朋友借钱，结果却让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表现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绝，“恰好这段时间没钱。”“像我这种人，一般是觉得别人会借，我才会开口。”黄灯说。

　　倒是农村亲戚们二话不说地帮了忙。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借了钱，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个孩子的大姐，也借给他们一万块。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学、老师的帮助，凑齐了首付。这件事让她知道了“朋友还是和亲人不一样”。

　　学者梁鸿有本《中国在梁庄》，写的是农村现状。黄灯觉得梁鸿比她冷静，梁鸿有一个村庄的意象，而在她这里，核心是人。她从亲人的角度切入农村困境，挑选了老中青不同时代的亲人的经历，以反映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遭遇。“我的亲人是最普通的亲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他们的命运也是最普通的农民的命运。”黄灯说，她相信这种最普通的东西会有代表性。

　　在黄灯的童年记忆里，乡村是美好的，然而，对身为留守儿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但黄灯有。（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清华毕业生的感悟：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文/小万工

　　01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从湖北五线小县城考到TOP2的，他北大物理，我清华建筑。

　　我目前在北京顶尖开发商负责高端住宅；他在北京顶尖高中分校区做高中老师，物理学科带头人。我们本科毕业留京至今九年，期间搬了六次家，最近的这第七次，正在打包准备搬回武汉。

　　近来看到我的朋友圈，被好多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逃离回二线的文章刷屏，文章里充斥着疑问、遗憾和不满。让我特别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些年的故事，同样关于房子但画风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虽然九年搬家六次，但其实每次搬家都是欢欢喜喜的。

　　08年毕业，我从清华紫荆公寓搬到顺义的新员工宿舍。公司在朝阳区，离宿舍很远，1个半小时的车程。但刚毕业薪俸微薄，租不起附近的房子，真的很公司提供宿舍。每月400不到的房租，朝北的小单间。

　　我那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且从学校的四人间搬到个人的小单间，反而觉得自己的人均居住面积显著提升。

　　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父母带着他们俩的母亲一起来北京玩过一次，当时是夏天，父亲又执意不肯住宾馆，我们一家人就在我的小单间里打地铺，两位奶奶睡在床上，我和父母睡在地上。

　　父母当时看到我的状况其实有些心疼，毕竟独生女，在五线小城虽然家境工薪，也是住着大房子的，觉得读了那么多的书，来了北京反而生活质量这么低。

　　我安慰他们说，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工作啊，同事优秀，领导也很好，而且我一个人，睡不了两张床，小单间正好。

　　就在顺义的这个小单间里，我做完了自己负责的第一个郊区小盘，那时北京房价刚开始起飞，400套房子一天售罄。

　　02

　　第二次搬家是在一年后，我和当时还在北大念硕士的男友结婚，为了他念书方便，我们搬到万柳——租了个小一居。

　　房东是一对老北京夫妇，听说我们是租来做婚房的，特地粉刷了墙面，绿色的门窗、水磨石的地板都擦得屋明几净。贴上喜字，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办了盛大而简朴的教会婚礼，特幸福地裸婚。

　　真的是裸婚，我记得自己用那个季度的奖金，交完租金和婚礼的费用，手头就只剩了两千块钱。但是特别幸福，我俩十二岁相识，中学六年同班，大学六年恋爱，终于能和自己最爱的人结婚，真是有情饮水饱的感觉。

　　万柳离我们的大学都很近，新婚燕尔，懒得开火就骑车去学校吃饭，周末在未名湖旁边散步，去紫操踢球，虽然住的简单，但回忆起来的都是甜蜜。

　　那时我每天上班都路过万泉新新家园，也曾经酸酸地想过，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小区，记得那时万泉的单价2万，但是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

　　所以对于房子也只是想想，有衣有食有相爱的人同住，就很知足。

　　住万柳那年，北京的土地市场还很活跃，负责一个郊区大盘之余，我做了30多个拿地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通过投标，拿到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块土地。

　　03

　　第三次搬家是在婚后两年，我怀孕了，他也快要毕业，考虑到万柳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而且有了孩子不够住，我们租了一个朝阳区公司附近的两居。

　　期间，我发现单位的集体户口孩子无法落户，才把买房提上日程。2010年房价已经飞涨，我们快速地在公司当时所有的楼盘中，挑了一个唯一能买的起的五环外小两居（特别巧就是我之前投标获取的那个项目：）。

　　首付30万，双方父母各支持了一部分，交完了首付和各种手续费，卡里什么钱都没有了，当时都有点担心，下个月工资发了够不够生娃产检的费用。

　　我们在租的团结湖小两居里，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宝宝。

　　双方父母都未退休，我姨来帮我看孩子，期间她女儿大学毕业，我邀请表妹来北京找工作，住我们家。又期间我的好朋友被房东赶了出来，一时找不到房子，我又让她先住我们家。

　　所以这个团结湖50平米的小两居，最多的时候住过6个人——闹哄哄地很拥挤，以至于我妈都说，我这时候要孩子不是好时机，应该等房子妥当再要。

　　但是我每天下班骑车回家，看到可爱宝宝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幸福，只要是因爱而生的孩子，其实不拘在什么房子里，也无所谓什么好时机。

　　就在这个团结湖的六人间里，我完成了我司第一个20万平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由于公司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手，直到孩子生产前一天，我都在工作。

　　04

　　孩子一岁多断奶，我们终于搬到了属于自己的五环外小房里，从租住的老破小搬到自家的远小新，看到整洁干净的卫生间和厨房，居住幸福感爆棚，孩子和老人也都很开心。

　　此时丈夫已经研究生毕业，其实物理系毕业的时候，还是有好多选择的，可以去搜索公司，大国企，高中老师——诸多OFFER里，高中老师是收入最低的。

　　他问我我的期待，我说看你最想做什么吧。他说他还是想当老师，也许干别的能赚的多，但始终觉得做教育是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说那好啊，反正我工作忙，这样你以后可以看孩子哈哈，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我们搬到南边的时候，他本来联系好调到家门口中学，但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还没有高考，所以想着把他们送走再调过来，就开始了西南五环到东北五环的痛苦通勤，没办法只能周中住在学校，周末回家。

　　我那会正负责北京第一个地铁上盖项目，在地铁车辆段上建商业综合体、普通住宅和公租房，各种规范限制，做得特别艰难，也常常不着家。

　　这样过了小半年，虽然住的很好，但我们都觉得挺难以忍受，我和孩子一周只能见到一两次爸爸——如果家人都不能住在一起，房子再好有什么意义？

　　05

　　为了让他能安心带完那届，我们第五次搬家。寄居到东五环他们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里面所有的家具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

　　女儿很有意见，她很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个房子，但是我跟她说，住这里虽然很小，你可以天天见到爸爸了啊。她想了想就说：嗯，房子不重要，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不足30平米的房子里，我们一家生活了十个月，每天爸爸都有时间陪孩子，尽管家里的东西少到孩子都能数清楚，这又如何——其实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就是很少，所需的空间也不大啊。

　　在这个小房子里，我完成了自己做地产设计师以来，唯一一个不挣钱的项目——一个大型养老公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房子里，我们又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在二宝出生之前，毕业后的第六年的第六次搬家，我们终于真正搬回了南五环外的小家，丈夫也开始在家门口学校上班的幸福生活。我司的房子确实住着很舒服，地铁房、大商场、大公园、从幼儿园到中学名校贴牌全程教育。

　　说实话看着之前在模型里、PPT里看到的方案，现在变成真正的建筑，鲜活的社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其间，是特别奇妙又有成就感的，这感觉也许只有做建筑的人才能体会。

　　有时想到，在这个我司最低装修标准的两居里住着的我，负责着北京市场上最高端的精装别墅项目，也常常自嘲“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06

　　大姨又继续来帮忙带老二，丈夫则负责接送在旁边上幼儿园的老大。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们的收入也渐渐宽裕。

　　想着父母快退休，孩子大了需要独立房间，去年把手头的小房子卖掉作为首付，贷款买了一个四居。

　　本来筹划着第七次搬家，和父母一起住上大房子，我们却特别意外地决定回武汉。

　　跟朋友道别的时候，他们都特别不理解，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事业，觉得我们是最不可能“逃离”的那一类人。但其实丈夫一直想回去，回武汉也能去国内顶尖的中学，而且离父母近，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照料。

　　恰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调动去武汉的机会，我参与竞聘，发现这几年武汉的变化非常明显，在一线限制人口的格局下，二线城市强势崛起，大江大湖大武汉也有不逊于北京的事业空间。

　　但是真的很纠结，毕竟在北京待了十四年，我们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和丈夫商量了许久，就家庭而言，去武汉父母和孩子都能有更好的照顾，提升整体幸福感，武汉的基础教育质量也不错；就个人的职业发展而言，我们俩无论在北京或在武汉，都有很好的发展。

　　最后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走的，是我们俩觉得，自己去武汉相比留在北京，尽管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肯定会有更大的行业影响力，能服务更多需要更好建筑、需要更好教育的人。

　　唯一不好的是，武汉也限购，回去估计还是继续租房子，继续搬家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真的是最不重要的了。

　　记得之前丈夫加班做物理实验的时候，我为了催他回家，就给他发微信：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心中，物理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后来我去了地产公司，一天到晚要折腾买各种房子，他就会调侃我：“老婆，在我心中，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

　　07

　　说来惭愧，很多人觉得房价上涨，地产行业的人至少是受益者，其实不是，家庭没有积累，对谁来说都很难。

　　08-17年，我们也错过了无数上车的机会，而且在地产公司，明明看着自己做的好多楼盘知道买了就会涨的，但就是没钱那种感觉也好纠结啊！

　　但这又如何呢，我真的明白——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其实我们在北京14年，回忆起来，确实没住过什么所谓的好房子，可能住过的唯一属于所谓上层阶级的房子，就是清华和北大的宿舍。

　　但是，在我工作的9年间，我亲手操盘设计建设了数以万套计公租房、商品房、高端别墅、老年公寓、商业综合体、幼儿园，影响和改善了千千万万北京人的生活。

　　虽然这些项目不一定那么完美，但我真的是怀着敬畏之心，竭尽所能地认真对待我所建造的城市，以及在这城市中生活的倾尽所有购买房屋的人民。

　　看最近的好多讨论，好像大家对TOP2的人物设定，就是TOP2毕业就打上了上层阶级的烙印，理所当然应该留在一线住上大房子，孩子上好学区，不然就是社会出了问题不尊重知识。

　　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承诺我们有TOP级的物质生活，更多地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失德，都不丧志。

　　就像先贤孟子说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就像新约圣经中保罗说的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我们深信我们所受的教育，绝不是仅仅为了留在北京获取户口，或是为了自身更好的物质享受，更不是仅仅为了后代能保住所谓的TOP2阶层，而是因着有立定的心志，既然通过教育晓得真理，就得以自由，不追随世俗的潮流，而是努力去服侍和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至于我们的孩子，若是始终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那他或在北京，或在武汉，或进渣小，或上牛中，或居豪宅，或居陋巷又怎样？

　　他始终处在一个比所谓有房阶层更高的，永远不用担心滑落的被爱的阶层！

　　作者：小万工，公众号：小万工（ID：xiaowangonglovegod）小万工的本OR小段工的段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