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控诉大会

　　三反运动期间，我在清华任教。当时，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遥遥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讲台上有声有色的控诉，句句部振动人心。

　　我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我当时教一门“危险课”。外文系的“危险课”原有三门：、戏剧、小说。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我教的是大三的英国小说，因为仍有学生选修，我只好开课。我有个朋友思想很进步，曾对我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我没有虚心受教，只留心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两年过去了。到第三年，有些大学二年的学生也选修这门课，可是他们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大三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我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准想出一个两全法：精读一部小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公认为进步小说家。他那部小说精读太长，只能选出部分，其余供浏览，或由老师讲述几句，把故事联上就行。

　　可是狄更斯的进步不免令人失望。比如主人公穷困时在工厂当擦皮鞋的小工，当然很进步，可是他公然说，他最痛苦的是日常与下等人为伍。把工人看作“下等人”，羞与为伍，我可怎么代作者装出进步面貌呢?最简便的办法是跳过去!小说里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部分。我认为狄更斯喜剧性地描写中下层社会中年男女谈情，实在是妙极了，可是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往往糟得很，我干脆把谈恋爱的部分全部都跳过拉倒。跳，有时有绊脚石。一次，精读的部分里带上一句牵涉到恋爱的话。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他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问：“什么问题?”我得解答：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我说：写恋爱用这种方式是陈腐的滥凋。十八世纪斐尔丁的小说里，主人公虽然恋爱，照常吃饭，照常睡觉。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却还未能跳出中世纪骑士道的“恋爱准则”。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多费工夫，只举了几条荒谬的例子，表示多么可笑。我这样踢开了绊脚石。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我的问题，学生认为比较简单。我不属“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我的检讨，一次就通过了。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查的当天晚饭后。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我握手道贺，然后和我同去开会，坐在我旁边。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开始控诉。

　　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我。她提着我的名字说：

　　“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大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怀着无比愤恨，控诉我的毒害。我的亲戚晚饭后坐在人丛里已开始打鼾，听到对我的这番控诉，戛然一声，停止打鼾，张大了眼睛。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着我。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接下还有对别人的控诉，可是比了对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控诉完毕，群众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我站起身，发现我的亲戚已不知去向。

　　谁这么巧妙地断章取义、提纲上线的，确实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但我那天早上的检讨一字未及“谈恋爱”，怎么就没人质问，一致通过了呢?不过我得承认，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我给骂得简直不堪了。

　　我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慨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好在她们不是当面批评，我只远远听着。

　　忽然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走近前来，悄悄问：“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我说：“你想吧，我会吗?”

　　他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我很感激他，可是我也谨慎地离他远些，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臭”。

　　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那个时期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女佣，女佣早已睡熟。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我看了一会儿书就睡觉。明早起来，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莱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

　　有人见了我及早躲开，()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而且有两三人还和我说话，有一人和我说笑了好一会儿。一星期后，我在大礼堂前稠人广众中看见一个老朋友，她老远的躲开了我。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没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对他们至今感激。

　　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还点了我的名为例：“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幸亏我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一九八八年九月

　　杨绛：遇仙记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了。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不过那晚上，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所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才钻进帐子。

　　电影散场，淑姐随大伙回宿舍。她推门要进屋，却推不开，发现门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也闻声赶来。她说：“光打门不行;睡熟的人，得喊着名字叫醒她。”门外的人已经叫喊多时，听了她的话，更高声大喊大叫，叫喊一阵，门上擂打一阵，蹬一阵，踢一阵，有人一面叫喊，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人。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她们说：“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门外闹得天惊地动，便是善睡的人，也会惊醒。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岂有不醒的道理，除非屋里有人是死了。如果我暴病而死，不会锁门;现在门锁着，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准是自杀。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明晨去走城墙玩呢，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单凭我那副孙猴子“生就的笑容儿”，也不像个要自杀的人呀。自杀总该有个缘故，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我决计是死了。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瞧，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谁要自杀，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学自杀留下遗书，我说：“都自杀了，还写什么遗书;我要自杀就不写了。”看来我准也考虑过自杀。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我全不知道。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是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议论。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舍监找了两名校工，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梯子已经放妥，校工已爬上梯子。

　　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

　　我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如失火之类，忙从枕旁摸出床上开关;可是电灯不亮，立即记起我是在等待淑姐同房，待在墙上开关熄灯的。我忙把床上开关再一下还原，拉开帐子，下地开了电灯。我拉门不开，发现门锁着，把钥匙转了一下，才把门拉开。门缝里想必已漏出些灯光。外面的人一定也听到些声响。可是她们以为是校工撬开窗子进屋了，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忽见我睡眼惺忪站在门口，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哦!”

　　一人说：“啊呀!你怎么啦?”

　　我看见门外挤满了人，莫名其妙。我说，“我睡了。”

　　“可你怎么锁了门呀?淑姐没回来呢。”

　　我说：“我没锁啊!”

　　屋里只我一人，我没锁，谁锁的呢?我想了一想说：“大概是找糊涂了，顺手把门锁上了。”(可是，我“顺手”吗?)“我们把门都快要打下来了，你没听见?看看你的朋友!都含着两包眼泪等着呢!”我的好友和淑姐站在人群组，不在近门处，大概是不忍看见我的遗体。

　　这时很多人笑起来，舍监也松了一大口气。一场虚惊已延持得够久了，她驱散众人各自回房，当然也打发了正待撬窗的校工。

　　时间已经不早，我和淑姐等约定明晨一早出发，要走城墙一周，所以我们略谈几句就睡觉。她讲了打门的经过，还把美国老姑娘叫唤我名字的声调学给我听。我连连道歉，承认自己糊涂。我说可能熄灯的时候顺手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我们准备走城墙，所以清早起来，草草吃完早点，就结伴出发，一路上大家还只管谈论昨晚的事。

　　我的好友很冷静，很谨慎持重。男同学背后给她个诨名，称为“理智化”。她和我同走，和同伙离开了相当距离，忽然对我说：

　　“你昨晚是没有锁门。”

　　原来她也没看完电影。她知道我对电影不怎么爱看，从大礼堂出来望见星月皎洁，回宿舍就想找我出去散步。她到我门外，看见门已带上。我们那扇关不严的门带上了还留一条很宽的门缝，她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没灯，我的帐子已经放下，知道我已睡下，就回房去了。

　　我说：“你没看错吗?”

　　“隔着你的帐子，看得见你帐子后面的纱窗。”——因为窗外比窗内亮些。如果锁上门，没有那条大门缝，决计看不见我的帐子和帐子后面的窗子。可是我什么时候又下床锁上了门呢?我得从褥子下拉开帐子，以后又得压好帐子的下围。这都不是顺手的。我怀疑她看惯了那条大门缝，所以看错了。可是我那位朋友是清醒而又认真的人，她决不牵强附会，将无作有。我又怀疑自己大考考累了，所以睡得那么死。可是大考对我毫无压力，我也从不“开夜车”，我的同学都知道。

　　全宿舍的同学都不信一个活人能睡得那么死，尤其是我。大家议论纷纷，说神说鬼。据传说，我们那间屋里有“仙”。我曾问“仙”是什么个样儿。有人说：“美人。”我笑说：“美人我不怕。”有人说：“男人看见的是美人，女人看见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我说：“白胡子老头儿()我也不怕。”这话我的确说过，也不是在我那间屋里说的。

　　难道这两句话就说不得，冒犯了那个“仙”?

　　那天我们走完一圈城墙回校，很多人劝我和淑姐换个屋子睡一夜，反正明天就回家过暑假了。我先还不愿意。可是收拾好书籍衣物，屋里阴暗下来，我们俩忽然觉得害怕，就搬了卧具到别人屋里去胡乱睡了一夜。暑假后，我们都搬进新宿舍了。回顾我这一辈子，不论多么劳累，睡眠总很警觉，除了那一次。假如有第二次，事情就容易解释。可是直到现在，只有那一次，所以我想大概是碰上什么“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