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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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爱晚亭
萧索的微风,吹动沙沙的树叶,潺潺的溪水,和着婉转的鸟声。这是一曲多么美的自然音乐呵!
枝头的鸣蝉,大概有点疲倦了?不然,何以它们的声音这样断续而凄楚呢?
溪水总是这样穿过沙石,流过小草轻软地响着,它大概是日夜不停的吧?
翩翩的蝶儿已停止了它们底工作躺在丛丛的草间去了。惟有无数的蚊儿还在绕着树枝一去一来地乱飞。
浅蓝的云里映出从东方刚射出来的半边新月,她好似在凝视着我,睁着眼睛紧紧地盯望着我──望着在这溪水之前,绿树之下,爱晚亭旁之我──我的狂态。
我乘着风起时大声呼啸,有时也蓬头乱发地跳跃着。哦哦,多么有趣哟!当我左手提着绸裙,右臂举起轻舞时,那一副天真娇戆而又惹人笑的狂态完全照在清澄的水里。于是我对着溪水中舞着的影儿笑了,她也笑了!我笑得更厉害,她也越笑得起劲。于是我又望着她哭,她也皱着眉张开口向我哭。我真的流起泪来了,然而她也掉了泪。她的泪和我的泪竟一样多,一样地快慢掉在水里。
有时我跟着虾蟆跳,它跳入草里,我也跳入草里,它跳在石上蹲着,我也蹲在石的上面,可是它洞然一声跳进溪水里,我只得怅惘地痴望着它很自由地游行罢了。
更有时鸟唱歌,我也唱歌;但是我的嗓子干了,声音嘶了。它还在很得意很快活似的唱着。
最后,我这样用了左手撑持着全身,两眼斜视着衬在蔚蓝的云里的那几片白絮似的柔云,和向我微笑的淡月。
我望久了,眼帘中像有无限的针刺着一般,我倦极了,倒在绿茸茸的嫩草上悠悠地睡了。和煦的春风,婉转的鸟声,一阵阵地,一声声地竟送我入了沉睡之乡。
梦中看见了两年前死去的祖母,和去腊刚亡的两个表弟妹。祖母很和蔼地在微笑着抱住我亲吻,弟妹则牵着我的衣要求我讲《红毛野人的故事》,我似醒非醒地在觉伤心,叹了一声深长的冷气。
清醒了,清醒了,完全清醒了;打开眼睛,满眼春色,于是我又忘掉了刚才的梦。
然而当我斜倚石栏,倾听枫声,睨视流水,回忆过去一切甜蜜而幸福的生活时,不觉又是“清泪斑斑襟上垂”了。
但是,清风吹干了泪痕,散发罩住着面庞的时候,我又拾起头来望着行云和流水,青山和飞鸟微微地苦笑了一声。
唉!
我愿以我这死灰、黯淡、枯燥、无聊的人生,换条欣欣向荣,生气蓬勃的新,我愿以我这烦闷而急躁的心灵,变成和月姊那样恬淡,那样幽闲,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都付之流水!
我愿将满腔的忧愤,诉之于春风!
我愿将凄切的悲歌,给与林间鸣鸟!
我愿以绵绵的情丝,挂之于树梢!
我愿以热烈的一颗赤心,浮之于太空!
我愿我所有的一切,都化归乌有,化归乌有呵!
淡淡的阳光,穿过丛密的树林,穿过天顶,渐渐地往西边的角上移去,归鸦掠过我的头顶,呜呀呜呀地叫了几声;蝉声也嘈杂起来,流水的声音似乎也宏大了,林间的晚风也开始了它们的工作,我忽而打了一个寒噤,觉得有些凉意了,站起来整理了衣裙,低头望()望我坐着的青草,已被我蹂躏得烘热而稀软了。
“春风吹来,露珠润了之后,它该能恢复原状吧?”我很地叹息着说。
我提起裙子,走下亭来,一个正在锄土的农夫,忽然伸了伸腰,回转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直到我拐弯之后,他才收了视线。
一九二六年春于麓山之昆涛亭
(选自《麓山集》,光明书店1934年版)
谢冰莹:穷与爱的悲剧
在上海,我知道同情而又能够帮助我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伏园先生,另一个是先生。但当时林先生在北平,因此只好和孙伏园先生商量出路的问题,他极力赞成我进××大学,并且允诺替我去办特别交涉,可减收学费,至于膳费由他负完全责任。
对于求学,我是最高兴的,然而要别人负担费用,实在太过意不去,我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要依赖家庭和朋友。我想暂时去充当一个工人,等到将来稍存余积时,再继续求学,我再三请求伏园先生介绍我进工厂,他说:“工厂方面,我没路线的,怎么办呢?小姐。”
“那么,我就随便找个地方去当丫头吧,反正倒马桶,洗地板一类工作,我相信是可以胜任的。”
“那么,就在这里当丫头好了,晚上还可替《当代》写点文章,哈哈,好一个摩登的丫头!”
他以为我是说来玩的,大笑了一阵之后,又去改他的稿件去了,那时他正主编《当代》月刊。
为了做工的问题不能解决,我又陷在苦闷中了,幸而钱先生来,他介绍我去考艺术大学,他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籍零用等费,可以靠卖文章来补助它。”
就这样,我大胆地考上了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还记得清楚,那次考试的国文题是《艺术与社会之关系》。和我同时进去的,还有位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女士,也就是现在的电影明星兼戏剧工作者王莹。
我住的那间宿舍,是一间可以容纳八个人的房子,可是因为距开学期还远的原故.只有我独自一个人在那儿享受着寂寞的清福。
住在那里清洁明朗,整天有温暖的阳光晒进房子里来.我感到一切都满足了。我有时回想到家庭监狱的生活,全身都会颤抖。我好像此刻是在做梦似的,也许过不了多久,又要给母亲的威力压迫我回家。
我开始和穷困了,两天来都是用四个小的烧饼束代替着三餐之食。每天日夜能够看我喜欢看的书,真是再没有比这还快活的了。
第二天晚上,正当我躺在床上看一本革命理论的时候,突然校长太太引进来一个穿皮衣的小姐,她的脸是那么的惨白:在电灯光的照耀下真像个蜡人一般,带着一副黑边的眼镜,整个面的轮廓和身段,都长得非常匀整而美丽,如果嘴唇再薄一点,眼睛不近视的话,简直是个标准美人。
“搬来了很久吗?是她含着微笑问我。
“不,前天刚搬来的,府上是上海吗?”
“湖南。”
简单的寒暄叙述过后,她整理行装,我仍然看我的书。从她的服装上看来,是个相当富丽的摩登小姐,但谁想到她居然和我一样是个同命运搏斗的逃亡者,而且一见如故,竟成了最知已的朋友呢?
这真是出乎我意料外的事,我们刚刚相处一天,她竟愿将她的奋斗历史和家庭状况通通告诉我:“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杭州做官的,家里很阔,我从小就过着娇养奢侈的小姐生活,但我的思想是前进的,进了中学以后,就开始参加左翼的革命团体。一九二六年我担任杭州妇女协会的总干事。后来政局变化,政府要通缉我,这才悄悄地逃了出来。我从小就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了命运。未婚夫也是个官僚的大少爷,整天只知道游荡,不务正业,我决意和他解除婚约。
“这次逃亡出来,我永远不想回到杭州去,如果革命没有,我的婚姻没有得到最后胜利的话。”
为了这几句话和我离家时所说的完全一样,我竟高兴得连忙抱住了她。
“曼曼,怎么你的遭遇,也像我一样呢?”
两颗受了无限创伤的心结合了,从此我们便成了深交的密友。
过了整整一星期的快乐生活,宿舍里突然搬来了三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太太,她们都穿着令人一见就摇头的怪服装,那些大红的旗袍,滚着浅绿色的边,真是俗不可耐的难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擦着厚厚胭脂水粉,高跟鞋至少也有两寸。走进来就像一个主人命他的奴仆一般,要我们立刻搬到亭子间去,把这间大房子让给她们。我和曼曼都觉得这是太岂有此理的要求,决不允许。但校长太太也来替她们说起话来了;同时,我知道和她们在一起,一定没有好日子过的,就立刻搬到那间又矮又狭,光线很暗的亭子间去。可是开课后,五个人都在学校厨房包伙食,吃起饭来仍然在一桌,就糟了!我们常常会发生吵闹的事,原因是她们并不上课,每天只到学校去打一个转,有时简直不去,只是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艳服去看电影,吃西餐,若遇着雨天,她们就开了留声机,三个人在屋子里练习狐步舞。厨房开了饭来,不等我们下课回来,就把菜吃个精光,等到我们来吃饭时,只剩一点残汤冷饭,气得曼曼大骂她们是没有良心的强盗。
“穿到连衣服都做不起,就不要进大学。干脆去做叫化子还来得漂亮。你看她一身真脏死了,再不要她和我们在一道吃饭吧!
有天我在晒楼眺望,听到那个高个子的妖精的声音,就气得我发抖,她明明在指着我骂,但曼曼劝我不要理她,只当她是一个从没受过教育的人看待,同时我们把伙食分开,于是小小的亭子间又做了我们的食堂了。
曼曼告诉我,明天这亭子间又要增加一个同学,这位小姐叫真真,是曼曼的朋友,也是她的情敌。
“怎么,既是情敌,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呢?”
“因为催要她和我住在一起,以便他来就可以爱到两个爱人。”
曼说着又苦笑()了一声,催是男主角,也是作弄她命运的刽子手。
“你能忍受这种生活吗?”
“当然很痛苦,但我爱催,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受一切……”“将来呢?”
“将来?不是我失败,便是她牺牲,反正不能两全,随命运之神去主宰我的吧。”
第二天,她告诉我的那个姑娘果然来了。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结实,皮肤黑黑地有点像体育家,她说着和曼曼一样的杭州话,眼睛很灵活,但并不很大,走路,说话,都比曼曼来得快,好像很能干的样子。她虽然没有曼曼的天真美丽,但还活泼可爱,她入的音乐系,每天早晨,都去练习钢琴,曼曼告诉我她最高兴看什么政治经济一类的书,也喜欢参加任何文化活动,她是赞成贤妻良母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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