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颜色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的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帐，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有的时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的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

　　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的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

　　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常常有声音，比老师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想得忘了在上课，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老师的问题，一只黑板擦丢过来，重重打上了脸颊；当时的个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我实在没有方向。

　　在校园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树，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的哭，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风，沙沙的吹过，抚慰了那一颗实在没有一丝快乐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说；要忍耐妈妈会送衣料来给老师，就如其他带礼物来看老师的家长一样，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岁，那时候令人惊慌无比的老师和学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时候，不会这么苦了，现在——现在才十一岁，而我的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我又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那一次，是被老师拉回教室去的，她用一条毛巾给我擦脸，笑笑的，擦完了，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说：“老师，对不起。”

　　课里，没有照题目写，我说：“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老师将作文念出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大？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学她？……”

　　后来，老师要人重写，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泪。晚上放学总有一百题算术，实在来不及再写作文。简短的写了，整整整整的写说：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

　　每天晚上，当我进入睡眠之前，母亲照例提醒孩子们要祷告，而那时实在已是筋疲力尽了，我迷迷糊糊的躺下去，心里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学校失火或者老师摔断腿，那么就可以不再上学。第二天早晨，梦中祈求的一切并没有成真，我的心，对于神的不肯怜悯，总也觉得欲哭无泪的孤单和委屈。当年，我的信仰是相当现实的。

　　有一天，老师照例来上早课了，她忘了算前一日考错题的帐，只是有气无力的坐着，挥挥手叫我们自修、背地理。老师一直在查看她的桌子。然后突然问：“今天是谁最早到校？”大家说是陈平。她盯住我，问我进教室后做了什么，我说是被一只水牛一路追赶着没命跑进学校的，后来丢烧饼给牛吃，它还是追……“我不是问你这些，你动过了我的日记没有？有没有偷看，说？”我拚命摇头，胀红了脸，两手不知不觉放到背后去。那次没有被抽，而一个早晨的课却都上得提心吊胆，老师不时若有所思的望我一眼，她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一叫名字，我就弹了起来。

　　“把这封信送到后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师那里去。”我双手接了信，发觉信封并没有粘上，是一封淡蓝的信。“不要再偷看，快快走。”老师说了一句。

　　走到转弯的地方，我回了一下头，发觉老师在教室的窗口看我，加快了脚步，转了弯，老师看不见人影了，我快速的将信纸拉出来，看了一眼——既然一口咬定我偷看了，就偏偏偷看一次，免得冤枉。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日文，其中夹着两个汉字——魔鬼，看见她居然叫一个男老师魔鬼，我吓了一跳，匆匆折好信，快步向六年级的教室走去，双手交给李老师便回来了。

　　我猜，我的老师和李老师一定为着某种特定的理由而成仇。

　　那天吃完晚饭之后，班长气喘喘的打手势叫我们赶快出教室，我们放下了便当跟在她后面跑，若大的校园在这黄昏的时候已经空旷了，只有补习的高年级是留下来的。

　　昏暗的大礼堂里，老师坐着在弹风琴，琴凳上并坐着李老师，他的手环在弹琴女人的腰上。我们一群小孩闭住呼吸从窗缝里偷看。

　　没有想到，六年级的一群男生正好走过，他们也不知我们在张望什么，大喊了一声：“吊死鬼来呀——”弹琴的老师猛一回头，站起来，我们拔腿便逃，彼此用力推挤着冲到自己的教室里。那时，老师也追来了，第一排的一位同学桌上放了一包没有糖纸包的那种硬水果糖，老师拿起袋子，也不说便往我们丢，一时教室的空中飞满了糖雨，而我们笑不出来。那天晚上，就被打了，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打到很晚才给回去，半路上碰到拿手电筒来接的工人玉珍才知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回去，又做了一百题算术才睡下。

　　我慢慢明白了，老师正在受着恋爱的折磨。对于她每天体罚的事情也生了宽恕之心，想来这么打我们当作发泄必然是恋爱没有。又想，一个老打小孩的女人，怎么会有人爱她呢？其实，李老师是更狠的，他罚男生跪在一把破了布的雨伞骨头上，跪完了的男生要别人扶才站得起来。有一次看见一个是爬回座位的。

　　恋爱是什么我大概明白了，它是一种又叫对方魔鬼又跟魔鬼坐在一起弹“堤边柳，到秋天，叶飘零……”的那种黄昏歌调。

　　二十岁的年龄，除了可以穿丝袜之外，想来更有一些我们不知的东西——那种很抽象的东西，在里面潜伏着，而我，对于那份朦胧，却是想象不出的。我渐渐的顺服在这永无止境的背书默写和演算习题的日子里，不再挣扎。偶尔，想到如果不死，便可以长大，心里浮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自弃和悲哀。

　　督学还是来了，在我们补习的正当时，参考书被收去了，堆在教室的门外，老师的脸，比打人时还青白。我们静静的散课离校，一路上十分沉默，好似一个一个共犯，有些羞惭，有些担心，又有些自觉罪恶的喜上心头。

　　第二天，老师红着眼睛说：“我给你们补习，也是为了使你们将来考上好的初中，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们是谅解的。至于补习费，老师收得也不多……”

　　我专注的直视着老师，想到她的生活和作息，想到那偶尔一次的和男老师共弹风琴，想到她连恋爱的时间也不太多，心里对她和自身成年的未来，浮起了另一份复杂的怜悯与茫然。

　　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的小学老师，我只是怕她怕得比死还要厉害。

　　督学来过之后，我们有整整十天不用夜间补习，不但如此，也有躲避球可打，也有郊外美术写生，可以只提一个空便当盒在黄昏的时候一路玩回家，而回家的习题却是加多了。这并不要紧，那时候我念初二的姐姐还没有入睡，她学我的字体写阿拉伯字，她做一半，我做一半，然后祷告忏悔姐姐的代写作业，微笑着放心入睡。

　　那只是十天的好日子而已，我一日一日的当当心心的计算，而日子却仍然改变了。有一天，老师笑吟吟的说：“明天带两个便当来，水彩和粉蜡笔不用再带了，我们恢复以往的日子。”听着听着，远方的天空好似传来了巨大的雷声，接着彤云满布，飞快的笼罩了整个的校园，而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十分干涩，教室里昏黄的灯光便一盏一盏半明半暗的点了起来。那两年，好似没有感觉到晴天，也就毕业了。暑日的烈阳下，父亲看榜回来。很和蔼的说：“榜上没有妹妹的名字，我们念静修女中也是一样好的。”

　　我很喜欢静修女中，新生训练的时候，被老师带着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操场上玩球，老师没有凶我们，一直叫我们小妹妹。

　　没有几天，我回家，母亲说父亲放下了公事赶去了另一所省女中，为着我联考分数弄错了的一张通知单。父亲回来时，擦着汗，笑着对我说：“恭喜！恭喜！你要去念台湾最好的省女中了。”一时里，那层灰色的雾又在呼呼吹着的风扇声里聚拢起来。它们来得那么浓，浓到我心里的狂喊都透不出去。只看见父母在很遥远的地方切一片淡红色的冰西瓜要给我吃。

　　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学向老师再一次道谢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师有些感触的摸摸我的头，拿出一本日记簿来送给我，她很认真而用心的在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几个正楷字，写的是：“陈平同学，前途光明。”

　　日子无论怎么慢慢的流逝总也过去了，有一天我发觉已经二十岁，二十岁的那一年，我有两双不同高度的细跟鞋，一支极淡的口红，一双小方格网状的丝袜，一头烫过的鬈发，一条镀金的项炼，好几只皮包，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唱机、和接近两千本藏书。不但如此，那时候，我去上了大学，有了朋友，仍在画画，同样日日夜夜的在念书，甚而最喜欢接近数学般的逻辑课，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恋的滋味——

　　想到小学老师赠给我的那几个字，它们终于在阳光下越变越鲜明起来。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张显了全部的答案。而许多彩色的蝶，正在纱帽山的谷底飞去又飞来。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的活了下来，只为了再生时蝴蝶的颜色。
 

　　：紫衣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

　　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蓝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

　　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

　　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

　　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

　　母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的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后跟。

　　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札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

　　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满盛着红烧肉和另一锅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的火了很久都没进房睡觉。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式的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的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札的白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

　　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加速的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喷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的开动了，“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的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

　　雨水，不讲一点情面的往我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的半身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的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

　　雨那么重的罩住了天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

　　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迹。

　　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

　　母亲废然倒身在三轮车背北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的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母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的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奶了。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滩一滩朦胧的水渍。

　　那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它。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的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注：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