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哭小弟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八月二十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l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一九五二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一九七四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像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受得起呢!

　　宗璞：长相思

　　万古春归梦不归

　　邺城风雨连天草

　　——温庭筠《达摩支曲》

　　当我站在秦宓的公寓门口时，心里很高兴。虽然和她不是同学，也非玩伴，交往不多，却觉得颇亲密。因为家里认识，我照她们家大排行称她做八姐。在昆明街角上，曾和她有过几次十分投机的谈话，内容是李商隐和济慈。当时她在上大学，我上中学。这次到美国来，行前她的堂姐秦四知道我的计划中有费城，便要我去看看她。我满口答应说，也正想见她呢，好继续街角上的谈话。“她现在很不一样了，——还没有结婚。”秦四姐欲言又止，“见了就知道了。”

　　时间过了四十年，还有什么能保持“一样”！

　　门开了。两人跳着笑了一阵之后，坐定了。我发现时间在她身上留的痕迹并不那么惊心触目，像有些多年不见的熟人那样。她的外貌极平常，几乎没有什么特征可描述，一旦落入人海之中，是很难挑得出来的。这时我倒看出一个特点，她年轻时不显得年轻，年老时也不显怎样衰老。大概人就是有一定的活力存在什么地方，早用了，晚不用，早不用，晚用。

　　两人说了些杂七杂八的事。她忽然问：“你来看我，是受人之托吧？”

　　“你堂姐呀，才说过的。”

　　“不只是四姐。还有别人。”她笑吟吟的，似乎等着什么重要喜讯。

　　“真没有了呀。”我很抱歉，见她期待的热切神色，恨不得编出一个来。

　　“你要是等什么人的消息，我回去可以打听。”

　　秦宓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去了，呆呆地看着我，足有两分钟。然后就低头交叉了双手，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辞，但是说好晚饭后才来车接我，只好也呆坐着。

　　她的房间不大，却很宜人，说明主人很关心自己的舒适，也能够劳动。她坐在一扇大窗前，厚厚的墨绿色帷幔形成一个沉重的背景。

　　“拉开窗帘好吗？”我想让他做点事。她抬头想了一下，起身拉开窗帘。我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花海，一片奔腾汹涌的花海。这是美国的山茱萸花，高及二楼，把大窗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充满生意的画面。

　　“真好看！”我跳起身，战到窗前。山茱萸一株接着一株，茂盛的花朵一朵挨着一朵，望不到边。

　　“这不算什么。”秦宓裁判似地说，“记得昆明的木香花吗？那才真好看！”

　　木香花！当然记得！白的繁复的花朵，有着类似桂花却较清淡的香气。那时昆明到处是木香花：花的屏障，花的围墙，花的屋顶……“我第一次注意木香花，是和你在一起的。你是我们的证人。”秦宓的眼光有些迷茫。

　　你们？你们是谁？你和木香花吗？

　　“那时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他认识你，向你走过来，你说‘这是秦宓秦八姐’。你看见我们在木香花前相识。”

　　我感觉很荣幸，但实在记不起那值得纪念的场面了。“我没有介绍他吗？”我试探地问。

　　“他用不着介绍。我知道他，他是你父亲的高足。还会唱歌，抒情男高音，在学校里很有名的。”

　　我把父亲的高足——我认识的，飞快地想了一遍，还是发现不了哪一位和秦宓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已经明白。她等的消息，就是和这位木香花前的高足有关。

　　“他对我笑了一笑。——也没有说。”她叹了口气，目光有所收拢了，人从木香花的回忆来到山茱萸前。记起了主人的职责。“我们做晚饭吧。端着你的杯子。”她安排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自己动手做饭，拒绝了我助一臂之力的要求。

　　“你们后来来往多吗？”我禁不住好奇。

　　“常在校园里遇见，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就像没看见似的。你知道吗？”她有些兴奋地说，“有一次新中国剧社到昆明演出话剧《北京人》，我们宿舍有好几张票，我因为要考法文，没有去。后来听说他去了，真后悔，说不定会坐在他身边呢。”她的遗憾还像当年一样新鲜。

　　“你来美国后他也来了？”

　　“他先来，我才来的。可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他到欧洲去了。后来听说他回去了，消息完全断绝了。”

　　“你难道不觉得，除了大形势下断绝消息的那些年，他想找你，其实很容易？”

　　“他一定有很多难处。”她的目光中又是一片迷茫。这目光如同一片云雾散开了，笼罩着她，使她显得有几分神秘。“他一定会来接我。他一定的。我一直等着。”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一句话没有交谈过，她却等着，等了四十年！

　　房角有一把儿童用的旧高椅，和整个房间很不谐调，我走过去看。

　　她说：“这个么，我帮别人修理，还没有修好。”

　　“你做木工？”

　　“无非是希望自己对别人有点用。”

　　我要帮着摆餐具，她()微笑道：“呀！你不会摆的。”说着她迅速地摆好餐桌，样样都是三份。

　　“还有客人么？”我不免问。

　　“就是他呀。”她仍在微笑。“我觉得他随时会来，如果没有他的座位，多不好。”她一面说着，一面仔细地把一张餐纸叠成一朵花，放在当中位置上。我们两个相对而坐，我们的餐纸都没有用心叠过。

　　等一个不会来的人，有点像等一个鬼魂。天黑了，窗帘拉上了，遮住了山茱萸。我觉得屋里阴森森的。她可能喜欢这样的气氛，渐渐高兴起来。举起杯子对我表示欢迎。说我的到来是好兆头，证人都来了，本人还不来么？我不便表示异议，只好笑笑，呷一口果汁。她提起昆明街角上的话题，兴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