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回去，是为了过去！

　　胡适之第一次从美国学成回国，一到故乡，母亲就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母亲说："你去看。"胡适进了菜园一看，果然长满了茅竹，总有成千根了。母亲后来告诉他说，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过，他看见胡适站在路旁，递了一根竹给他，说是给他做烟管。胡适拿了竹子口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坛里生长得很快，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真的旺满了菜园，还向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连胡适自己都记不起、认不出了！

　　国不破，故乡才是故乡，可以随时回去追寻旧梦，讨个意外的惊喜。抗战一胜利，颠沛流离的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结伴还乡的乐趣，在断瓦颓垣之中辨认亲人的泪痕和笑语：山河无恙，来日的甘苦总算有个凭藉。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剧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此几成陌路，乡不成乡，国不成国，古老的家山情愫黯然变质，心头抹不掉的是仓皇避秦的旧事。胡颂平追忆一九四九年秋季从重庆撤退的情景，说是十月十一日从广州飞到重庆，不久，酉、秀、黔、彭等险要地区相继失守，然后是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了变化，重庆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了。重庆街头整天是来来往往搬运东西的车子，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各部负责人都到台湾去了、院长朱家骅要他照料总办事处的事，总算在万分困难的情形下包到民航队的一架飞机，可以直飞香港。包机是由行政院、国防部和特种调查处三个机关会同核定的；搭机人员的身份，也要这三个机构审核，每人的照片上都要盖上审查合格的印戳。那天晚上，他们在曾家岩行政院楼上一个房间盖印，电灯突然熄掉，他用火柴一根接一根的亮光照着盖印的人盖上印戳。到了动身的那天，重庆下午六点起就戒严了，办总务的出高价雇到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卡车，车前的照路灯都坏了，还得有一部车子在前头引路才能动身。他们的车队贴上"特准通行证"，沿着山路蜿蜒前进，好几次停下来受军队盘问、查验通行证，开到白市驿机场已经是翌日的清晨四点钟了。大家在机场苦候至下午五点钟，才等到一架民航队的飞机，却因飞机抢运政府人员，不飞香港了，先把他们送到成都再说。那天下午起，白市驿()机场开始拆除无线电台设备，同时布置地雷，准备破坏机场了。"我一家八口，就在这个惊险的大风浪中安全撤退出来。"胡颂平说。

　　其实，早在一九四八年冬，情势已经逆转，北平风声日紧，梁实秋应陈可忠之邀退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槐国梦忆》里说，在广州平山堂半年，他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了；法舫和尚偶然送他们一部《金刚经讲话·附心经讲话》，夫妇俩居然捧读多遍，若有所契，觉得"人到颠沛流离的时候，很容易沉思冥想，披开尘劳世网而触及此一大事因缘。"Gregor von Rezzori在《反犹太主义者回忆录》里用了一个颇有禅意的俄国字"Skushno"作第一章的题目，说这个字很难翻译，意思比"空虚"还要重，形容精神恍惚而心志未死。大陆易手前夕，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陷入这样的心境里，空有不能两忘，进退不知所措；政府派两架飞机到北平去接一些学界中人南下，机上空位居然不少，"绝大多数的学界人不昧于当前的局势，以为政局变化不会影响教育，并且抗战八年的流离之苦谁也不想重演"。梁实秋夫妇在平山堂教书。读经之余，还是不能忘情，常到学校大礼堂后面观赏盛开的木棉花，"花败落地，訇然有声，据云落头上可以伤人。她从地上拾起一朵，瓣厚数分，赏玩久之。"刚到台湾的时候，"虽然二二八的阴影还有时在心中呈现"，那儿毕竟"是一片干净土"，况且"有季淑陪我，我当然能混得下去！"一晃三十多年了，海峡两岸疑云弥漫，大江南北愁雾深锁；有乡归不得：雨天的墨盒，风中的香炉，卖花声里的长巷，风雪迷离的石桥，河边柳梢的冷月，都只剩了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凝成一枕幽梦。中国人念旧近乎偏执；最难忍受倒不是烽火连三月，而是家书不敢说的故园消息。乔治·欧威尔一九三八年选出劫后的西班牙回到了英国，但觉英国依然是他重年的英国：铁轨两旁的野花，牛马憩息的草原，垂柳夹岸的清溪，村舍门前的飞燕草；再有就是旧识的伦敦街巷，板球比赛和宫中婚礼的招贴，头戴圆顶硬礼帽的路人，特拉法加方场的鸽群，红色的公共汽车，蓝色制服的警察--全部沉沉睡入英国这个梦乡里，教人疑心只有震耳的炮声才能轰醒它！可是，中国人期待的不是炮声，是归人跫然的足音。如今，温山软水慢慢从噩梦中醒过来了，城郭如故，明月依旧，燕子来时，关心的是昔日的黄昏深院，不是日月换了的新天。"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菜园里真的长满了千根茅竹吗？

　　董桥：听那立体的乡愁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做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者，信非雌黄！"他惯常上午九点半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台钢琴供他天天中午两点半弹琴。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总会画几笔。书桌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巴尔特爱笔成痴，喜欢买各种笔，写一篇文章总爱新笔旧笔换来换去的写。他连鹅毛笔都用，可是绝对不用圆珠笔，说是这种笔只配率尔记记零星杂感，勾画不出惬意飞动的文思。他始终最爱用细致的自来水笔，觉得一管在握，锋棱崭然，毫发无憾，意到笔到！

　　写作原是家庭手工业，今昔中外作坊环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说，纸笔之类的生产工具作家大半都相当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礼部主事，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家境虽然贫寒，居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之外，洗砚池边更沃以饭沛，引出绿得似的青苔；墙下又葬了薜荔，经常洒些鱼腥水，日子久了，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更是制作不俗，铺设得体，人目心神为之一爽。这些"清规"，正是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写作"礼仪"，仿佛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巴尔特甚至向往中国古人重视书道、临池专心如僧侣摒除杂念的毅力。这样的流风，到了机械文明硬体发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认识、另作安顿了。

　　"我不断在认真改造自己去适应时代潮流"，罗兰·巴尔特说。他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天天花半个小时练习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机风味的文稿"。他说他的写作过程通常分成手写和打字两个阶段：先是把"情志"笔之于书，求其心手之相合，变成手写原稿；然后是把手稿誊清成印刷体的打字原稿准备付梓销售。巴尔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劳烦别人用打字机代誊手稿，却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打字员受雇主牵制迹近奴隶之受束缚，而写作的天地其实是最讲求自由抒发情志的天地！于是，唯一办法就是巴尔特自己练习打字，希望从此可以不必手写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文章，求得与手稿一样飘逸的即兴之美感。可是，巴尔特毕竟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宁愿自叹落伍也不轻心冷落案头那些笔。

　　中国旧式读书人之重书道，固然是以书判取士的形势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这里头当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杨守敬以书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书画很多，可惜身后家人不知宝爱，纷纷给日本人重价买走，只剩一些友朋书札充塞一楼，其中梁鼎芬的短()简云："炖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周弃子看了不禁感叹"承平文宴，饣甫囗风流，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中国书道之衰微的确影响文人的兴味和文章的风韵；现在中文有了打字机，慢慢一定普遍于案牍之实际应用，中国作家迟早都要深刻领略"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写作"礼仪"不衰，尽量在手写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丝美感，那么，中国文人的手稿上起码应有应规人矩的馆阁体钢笔字可看，虽然无复魏晋飘逸之风，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锋棱，心手相合，文章连带也透出些远古的幽思来。

　　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像变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艺术于是开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始终摆脱不掉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压力。美国诗人Frank O'Hara心伤世变之余早就不再太息："太多诗人都像中年母亲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们吃不吃。强迫人家多吃会把人弄瘦。谁都不必吸取自已不需要的经验；他们不需要就让他们去吧。我其实也喜欢看电影。"用不惯打字机的人还是可以用圆珠笔、钢笔甚至毛笔；激光毕竟没有射断历史的细流。钢琴家荷洛维兹可以亲身到衣香鬓影的米兰歌剧院演奏，可是，纽约卡内基堂却同时放映他的演奏影片，运用现代立体效果数码录音技术捕捉当年萧邦的千缕乡愁。Vanity Fair杂志推出"英国热"专辑，讨论今日美国人崇拜、模仿英国古老气派的现象，从中对照英国人的文雅和美国人的冲劲、英国人的偃蹇和美国人的达观、英国人对过去的眷恋和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