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童年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帐开支；这公帐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土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起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xdx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着。父亲还拍丁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茅盾：最漂亮的生意

　　现在天字第一号的生意，该推运输业。这勾当是赚钱的，然而又妙在处处合法。走私，囤积，都能发大财，可是美中不足之点，——名片太坏。哪里能及运输业，既赚钱，又有贡献于抗战建国！

　　这样的好生意，自然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了。门路，后台，手腕，都不可缺，而资金尚属余事。此中翘楚，如官商合办，“国府特许"之某运输公司，拥有卡车千余辆，雄视西南，俨然一“王国"。然而公私物资需要流通者太多了，运输工具总感觉不够，所以虽有"王国"在上，附庸仍可存在。最小者，有车一辆，身兼车主与司机，仆仆风尘，形同负贩，但也照样赚钱。据此道中人说，此中困难，不在得车，而在领照；不患无客，而患在缺油。照与油必如何而可得，那就要看各人的有没有"办法"了。如果你在这一门生意上站稳了，那么，财富逼人来，你即无意多赚，“时势"亦不许可。福特或道奇货车一辆，已经有了上万公里的记录，虽尚能服务，却已如肺病第三期的痨病鬼，可是你若"出让"，还可以收回买价四倍乃至六倍之多，而且包你没人敢说你一句"心黑"。

　　运输业对于抗建的贡献，早已赫赫在人耳目，毋庸我再表扬，但它在公路上的荒凉去处，往往蓦地创造出一个繁华的市镇，——这样的"功德"，却是不可不记的，这里便有一个标本。

　　地点，离重庆约十余公里。本来是连"村"也不够格的小地方，只看路旁一色的新房子，便可明白。但自从有了"站"，特别是有了某大运输公司的"厂"以后，便完全不同了。这里有一家旅馆，每天塞足了各省口音的旅客，军政商各界的人物。有大大小小的饭店十多家，招牌上不曰"天津"，即称"上海"。有理发馆，门面实在不坏。甚至也有专门的"汤圆大王"。而最足表示起特色的，还有游击式的擦皮鞋童子。除旅馆而外，一切的“物质设备"都是为了该运输公司的从业员。而从业员之中，什九是曾在上海居留过的江浙人，故满街吴侬软语，几令人忘记了这地方是四川。

　　在货车奔驰，黄尘如()雾的路旁，时常见有装束入时的少妇，电烫的飞机头，高跟皮鞋，拿了手杖或不拿手杖，轻盈缓步，香气欺人，浑身是久惯都市生活的派头。她们大都是高级职员的姨太太或临时太太。但也有服装虽然摩登举止依旧不脱土气的少妇，那大概是司机先生们的"家里人"，——司机先生们是在沿线的大去处都有一个"家"的，此处是"起点"，自然应该有。卖笑生活的女子，又是另一种作风：花洋布的衣服，狼藉不匀的脂粉，短发打成两根小辫子，挂在颈边，辫梢是粉红色的大绸结。她们的来历，可就复杂了：有的是从敌人的炮火下逃得了性命，千里流亡，被生活的鞭子赶上了这条路的；也有的未尝流亡，丈夫或哥哥正在前线流血，她们在后方却不得不牺牲皮肉从那些"为抗建服务"的幸运儿手里骗取一点衣食的。

　　这里没有电灯。晚上用古式灯台，点胡麻子油，光昏烟重。但这并不妨碍了人们在室内的活动。当公路上车辆绝迹，饭店里酒阑人散的时候，卖笑女出动了，而雀战也开场了。几家杂货店的老板娘能够从洋烛的销售数目计算出当夜有几场麻将。到了第二天中午，在饭店里广播战绩了：输赢不大，某主任掏出了三百，某管理员进帐五六百，某科员终场未得一和，也不过输了九百多元罢了！这个数目，差不多等于该科员全年的薪水，然而他在一夜之间就输去了，却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