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

　　谈起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有同乡和师生的两层。胡先生是徽州绩溪人，我是太平县一个包围万山中地名“岭下”村庄的人。论地理很接近。周围“岭下”二十里内，言语自成系统，但和徽州话还是差得很远。假如我打起乡谈，胡先生大概听得懂，胡先生若说起他那绩溪土白，我便半句也弄不明白了。现代人对乡土观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岂屑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我虽不配称为世界主义者，可是常认中国人省籍关系、亲属关系等，极妨碍政治的进步，因之乡土观念也极不浓厚。不过觉得我们安徽能产生胡适之先生这样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骄傲，那倒是不免的。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由于同乡关系，所以这一层可以撇开不谈。

　　说到师生关系，也很浅。我只受过胡先生一年的教诲。那便是民国八年秋，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我的头脑近文学不近哲学，一听抽象名词便头痛。胡先生那本哲学史所讲孔孟老墨，本为我们所熟知，倒也不觉烦难，不过当他讲到墨经所谓墨辩六篇，我便不大听得进了。再讲到名家坚白同异之辨，又《庄子》天下篇所学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胡先生点名时，常爱于学生姓名下缀以“女士”字样，譬如钱用和女士、孙继绪女士……，尝使我们听得互视而微笑。他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杜威先生来华演讲，每天都是胡先生担任翻译，我也曾去听过一二次。杜威的实验主义当时虽曾获得学术界的注意，并有若干演讲纪录刊布出来，却引不起我钻研的热情，实际上是由于我的哲学根底太浅，不能了解的缘故。

　　记得某晚有个晚会，招待杜威，胡先生携夫人出场。胡夫人那时年龄尚不到三十。同学们以前对我说她比胡先生大上十岁，并立一起有如母子，那晚见了师母容貌，才知人言毫不正确。师母的打扮并不摩登，可是朴素大方，自是大家风范。

　　可惜胡先生只教了我们一年，便不再教了。我生性羞怯，在那上课的一年里，从来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谈不上到他府上走动，胡先生当然不大认识我。他桃李满天下，像我这样一个受教仅一年的学生，以后在他记忆里恐怕半点影子都不会有——但胡先生记忆力绝强，去年九月间，我赴南港，他同我谈女师大旧事，竟很快喊出他教过的国文系好几个同学名字。我以后即不稍露头角于文坛，也许胡先生仍然依稀记得有这样一个学生哩。

　　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时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家住江湾路。我曾和一个同学去拜望他，并见师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麦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徽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谋生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糇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我后来在《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谒见胡先生的报道，谈及麦饼故事。后来在某种场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称赞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大概从此脑中有了我的印象了。后来胡先生翻译一篇小说，题目好像是《米格儿》，是说一个女子不负旧盟，愿意终身伺候残废丈夫的故事。我又在《生活周刊》上赞美，以为此类文章对于江河日下的世风，大有挽转功效。胡先生第二次又翻译了一篇性质相类的小说，曾于小序中提及我的名字，说苏雪林女士读我所译的《米格儿》，写信鼓励我多译这类文章，我也打算译几篇云云。胡先生对于一个学生竟用起“”的字眼，你看他是怎样谦虚！

　　在那几年里，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着作，一定签上名字送我，如《白话文学史》、《词选》、《庐山游记》、《胡适论学近着》等，他主编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每期都由发行部给我寄来。可是我为人极为颟顸，又奇嫩无比，接到他寄给我的新着，竟连道谢信都不回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写的一副（联文见我近着《台北行》“春风再坐”一节），也未有只字称谢。好像胡先生欠了我的东西，应该偿还。这些事我现在回忆起来，疚心之极，可是当时的胡先生却一点也没有怪我。气量之宽宏，古今学者中试问有几？

　　抗战发生后，胡先生奉命赴欧美宣传，我们没有再通信。直到三十八年，五月间，我毅然离开武汉大学十八年的岗位，到了上海。听说胡先生那时也在上海正准备出国，打听到他住址去谒见他。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热，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我一共见了他两次，第三次我自杭州游览西湖回，带了一大包龙井茶叶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门去了，留条托侍役转送，也未知他究竟收到没有。

　　我以前写信给胡()先生，仅称“适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来台湾讲学，我写信和当面说话，便改称“老师”了。自己年龄渐长，阅历渐深，“价值观念”也愈明了，对胡先生学问、人格愈来愈尊敬，觉得非这样称呼于心不安。记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师范大学毕业会上演讲，我那一年为疗治目疾，也在台北，听讲时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讲当然是关于师大毕业生为人师之道，不知怎么，胡先生忽然说为人师不易，他自己教书三十年，不知自己究竟给了学者多少好处，所以听人称他为师，每觉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出了好几个人才，像女文学家苏雪林，到于今还“老师”、“老师”地称呼他，真叫他难以克当。胡先生说时望着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长及其他几个也望着我笑，羞得我连头都抬不起。后来杜校长在他办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从门口走过，胡先生欠身对我打招呼，意欲我入内共享茶点，我竟匆匆走过了。我的羞怯天性至老不改，而大师之如何的“虚怀若谷”也可以更看出来了。

　　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弥笃。记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他客厅里，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朱熹、王阳明往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历代若干有名哲人学者也都不可再见，而我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采，岂非太幸运了吗？谁知这种幸运竟也不能维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选自《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苏雪林：童年琐忆：玩具和小动物

　　古代希腊人将世界分为四个时代：一、黄金；二、白银；三、黄铜；四、黑铁。一个人自童年至于老大，这四个象征性的分期，又何尝不可以适用呢？我们生当童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穿衣吃饭，有父母照料，天塌下来，有长人顶住，那当然是快乐的了；近代的儿童，更是人中之王，爷娘是他们最忠实的臣仆，鞠躬尽瘁地伺候着这些小王子、小公主。你没有读过美国人所写的一篇脍炙人口，转载不绝的文章吗？一个做父亲的人，因为他的儿子过于淘气，呵责了他几句，晚间那父亲良心发现，跪在孩子熟睡的床前，流着眼泪，深自忏悔。他们对于父母若能这样，岂非大大孝子？然而文章的主题是儿女，便足以赢得读者普遍的同情，写父母，也许读者会不屑一顾，无怪人家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地狱。

　　因此说儿童时代是那闪着悦目光辉的黄金，谁也不能否认，美国人的儿童的时代，更可说是金刚钻吧！

　　我的童年是黯然无光的，也是粗糙而涩滞的，回忆起来，只有令人愀然不乐，决不会发生什么甜蜜回味，正是黑黝黝的生铁一块。原因我是一个旧时代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一家之长偏又是一个冷酷专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我又不幸生为女孩，在那个时代，女孩儿既不能读书应试，荣祖耀宗，又不能经商作贾，增益家产，长大后嫁给人家，还要贴上一副妆奁，所以女孩是公认的“赔钱货”，很不容易得到家庭的欢迎。若生于像我家一样的大家庭，儿童应享的关切、爱护，都被最高一层的尊长占去了——他们也不是有心侵占，中间一层，即儿童的父母，整个心灵都费在侍奉尊长上，已无余力及于儿童而已。像那种“敬老不足，慈幼过度”的美国文化，我只觉得好笑，并觉可嫌；像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剥夺儿童的福利，作为尊长的奉献，也是不对的。怎样折衷至当，实现一个上慈下孝，和气冲融的家庭制度，那则有需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不必在这里讨论。

　　感谢天心慈爱，幼小时让我生有一个浑噩得近于麻木的头脑，环境虽不甚佳，对我影响仍不甚大；我仍能于祖母，即那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无穷的挑剔、限制、苛责之中，逃避到自己创造的小天地内，自寻其乐，陶然自得。

　　在七八岁以前，我和几个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叔父、哥弟混在一淘，整天游戏于野外，钓鱼、捕蝉、捉雀儿、掏蟋蟀；或者用竹制小弓小箭赌射、木刀木枪厮杀。我幼时做竹弓箭颇精巧，连最聪明的四叔都佩服我。先找一条两指阔的刚劲的毛竹，用锋利小刀削成需要的粗细厚薄，弯作弓形。弓的中部把手处，还要加上一层衬子，麻索紧缚，增加弓的弹力，弓的两端刻凹槽，扣上一条纤绳（牵船用的苎索，最坚牢）作弦，便成了一把可爱的小弓。若遇见衙署里喊来油漆匠来油漆什么，请漆匠给我的弓上一层红漆或黄漆，那把弓便更美观了，甚至有点像真的弓了。

　　箭的制作更不容易。先将竹片削成小指粗的竹枝，一尺五寸长短，两端都划一条深槽，一端嵌进鸡毛一片，算是箭羽，另一端嵌入敲平磨成三棱形的大铁钉一枚，算是箭镞，均用坚索缠紧，加漆。同样做十余枝，便成了一箙箭。安上带子，将那布箙佩在肩上，整天和男孩子们比赛射艺。我的箭法很准确，射十箭，中靶可得四五。诸叔弟兄的弓箭都是我替做的，没有什么报酬。有时他们把玩厌了的木鸡泥狗，给我一两件，便可使我发生莫大的满足与喜悦。

　　后来小气枪也流入我们这古旧的家庭，我们又争学着练枪。大哥教我怎样瞄准，觉得比弓箭更易中的。我于是也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革新军备，舍弓矢而言枪炮了。记得有一回祖父拟在花厅问案（县官有懒于升堂办公，则以便服在会客厅中办。此类客厅，当时名为“花厅”），我手持一管小气枪跑过厅外，有几个卫兵站在那里，望着我笑，我要他们知我的枪法，立定，对着数丈外的柱子瞄准，砰然一声，弹中于柱，诸兵始相顾错愕，赞美道：“看不出这小小姑娘，竟有这样手段。”

　　抗战时，我随国立武汉大学流寓四川乐山，一日见公园里有以气枪赌彩者，见游人不多，一时童心来复，打了三枪，得了三件彩物。一九五○年在法京巴黎，偶过游戏场，试弓箭失败，因为弓劲太强，拉不动。试气枪，三次中得彩二次。

　　十岁后，我开始过深闺生活。后院一座小园，成为我的世界。每日爬在一株大树上，眺望外边风景，或用克难方式在树的横柯系一索一板，荡秋千玩耍。再不，便挑泥掘土，栽花种草，学作最简单的园艺。

　　母猫生了小猫，我可有了伴侣了。喂饭，除秽，替猫捉跳蚤，刷毛，布置窝巢，都由我一手包办。终日营营，不惮其烦。后来那只母猫，因病而死，小猫日夜悲鸣，我这个小保姆不得不负起乳哺的责任。幸而那几只小猫已不乳可活，无须我为它们冲调牛乳，否则简直要磨难死了我。因鹰牌罐头炼乳，那时食品店虽已有售，一般却视为珍品，普通人家的婴儿都享受不到，又何况于猫犬？

　　猫儿原是聪慧动物，失母幼猫便会将它们的保护人当作母亲看待。它们好像视我为同类——一只不长毛的大猫——一举一动都模仿着我，有如儿童之模仿大人。我将走出庭院，它们便踊跃前趋，在我那亲手布置的小园里和我扑蝴蝶、衔落花，团团争逐着捉迷藏，玩得兴高采烈。我一进屋子，它们也都蜂拥跟着进来，决不肯在外逗留分秒。我虽没有公冶长的能耐，能晓禽言兽语，但猫儿与我精神上的冥合潜通，却胜于言语十倍。它伸出小头在你脚颈摩擦，是表示巴结；它在你面前打滚，是表示撒娇；当你拥猫于怀，它仰头注视你良久，忽然一跳而起，一掌向你脸上扑来，冷不防会吓你一跳。但你无须担心猫爪会抓破你的脸，或伤了你的眼睛。那爪儿是藏锋的，比什么大书法家还藏得好，又非常准确。猫儿好像知道“灵魂之窗”对于人的宝贵，从来不会扑到你的眼睛上。总之，那一掌扑来时形势虽猛，到你脸上时却轻，轻得有如情人温柔的摩抚。每只猫儿都会这样同主人玩，都玩得这么美妙。它们虽每事模仿着我，这些事却都是“无师自通”的，连我想模仿它们也惭愧做不到。大概这便是所谓生物的本能。听说某心理学家主张推翻“本能”代以“”，唯物论者当然要热烈赞同，我却要根据幼时与小猫相处的经验，坚决反对！

　　当我偶然不在后院，婢女们打了我的猫，我回来时，那只猫儿会走到我面前，竖起尾巴，不断呜呜地叫，好像受了大委屈似的。我便知道它准挨了谁的扫帚把了。追究起来，果然不错。大家都很诧异，说我的猫会“告状”，从此相戒不敢再在背后虐待我的猫。

　　这一群可爱的小动物，白昼固不能离我片刻，晚间睡觉也要和我共榻。又不肯睡在脚后，一个个都要巴在我的枕边，柔软的茸毛，在我颈脖间擦着，撩得我发痒难受；它们细细的猫须，偶然通入我鼻孔，往往教我从梦中大嚏而醒。可是，我从来没有嫌厌过它们，对它们宣布“卧榻之畔，岂容酣睡”，而将它们驱出寝室以外。

　　猫儿长大到三四个月，长辈们说只留一只便够，其余都该送人，我当然无权阻止，富于男性从来不哭的我，为了爱猫的别离，不知洒了多少悲痛的眼泪！

　　我说自己幼时颇似男孩，那也不尽然，像上述与小猫盘桓的情况，不正是女孩儿们的事吗？此外我又曾非常热心地玩过一阵“洋囝囝”。于今回忆，这才是最不含糊的女孩天性的流露。

　　所谓洋囝囝便是外国输入的玩偶，在当时这类玩偶也是奢侈品，街上买不到，只女传教士们带来几个当礼物送人。我祖母便曾由女教士处接受过几个。她视同拱璧，深锁橱中，有贵客来才取出共同展玩一次，我们小孩可怜连摸一下都不被允许。

　　有一位婶娘不知从什么旧货摊花一二百文钱买到一个洋囝囝，脸孔和手足均属磁制，一双蓝眼可以开阖，瞳孔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瞳人，面貌十分秀美而富生气，比之现在布制的、赛璐珞制的，精致多多。只可惜，脑壳已碎，衣服污损，像个小乞丐的模样。婶娘本说要替它打扮，一直没有工夫。我每天到那婶娘屋里，抱着玩弄，再也舍不得离开，搞得她百事皆废，她实在受不住了，一天对我说：“小鬼，你爱这洋囝囝便拿去吧，别再像只苍蝇，一面嗡嗡地哼，一面绕着粪桶飞舞，你教我厌烦死了！”我抱回那个洋囝囝，用棉花蘸着水将它的头脸手足擦洗干净，半碎的脑壳用硬纸衬起，头发又乱又脏，无法收拾，爽性剪短，使它由女孩变成男孩。向姊姊讨了点零绸碎布，替它做了几件衣服。从来不拈针引线的人，为了热爱洋囝囝，居然学起缝纫来。家人皆以为奇，佣妇婢女更嬉笑地向外传述：“二孙小姐今日也拿针了！”当时县署里若发行小型报纸，我想这件事一定被当作“头条新闻”来报道的。

　　我替洋囝囝做衣服不算，还替它做了一张小床，床上铺设着我亲自缝制的小棉被，小枕头。可惜限于材料无法替它做帐子。姊姊取笑说，晚上蚊子多，叮了你的囝囝怎办？我虽不大懂事，也知蚊喙虽然锋利，却叮不动囝囝的磁脸，但为着过分的爱护，只有带()着囝囝在自己床上睡。

　　我又曾发过一阵绘画狂，此事曾在他文述及，现无庸重复。

　　现在回想儿童时代之足称为黄金者，大概除了前述无忧虑之外，便是兴趣的浓厚。儿童任作何事，皆竭尽整个心灵以赴，大人们觉得毫无意义的事，儿童可以做得兴味淋漓，大人觉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儿童则看得比整个宇宙还大。从前梁任公先生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含的一种元素名叫 ‘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一个零了。”其实何止任公先生，任何人也是如此的。人之所以能在这无边苦海一般世界生活着，还不是为了有“趣味”的支持和引诱。趣味虽有雅俗大小之不同，其为人类生存原动力则一。儿童时代玩耍是趣味，青年则恋爱，中年则事功名誉，老来万事看成雪淡，似乎趣味也消灭了。但老年人也有老年人认为趣味之事，否则他们又怎样能安度余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