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平原景色

　　一九四四年三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在这以前，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的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经一事，长一智，这真是不会错的。

　　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他告诉我到那里去，不要这样说：“啊，老乡，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因为“麦子”在那里是骂人的话。

　　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白净脸皮，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很热情，思想很周密，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和我谈话。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我们这几年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老李就说：“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

　　好风景。

　　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四周围是没有边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

　　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四处是鞭哨。

　　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

　　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老李说：“看看炮楼吧！”

　　我心里一跳。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土黄色，圆圆的，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阴的村庄边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

　　老李又随手指给我，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老李笑着说：

　　“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你仔细看看吧。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叫他捞到一些砖瓦。假如是现在，他只能自己打坯来盖。”

　　面前这一个炮楼，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但那个怪样子，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虽然有这一块疮疤，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

　　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离那炮楼越来越近，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望着我们。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地走着，当离开远了的时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说：

　　“他不敢打我们，他也不敢下来，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一个司务长就说：他敢去，并且约下，要到‘维持会’拿一件东西回来作证明。这个司务长就下来了，别的伪军在炮楼上望着他。司务长仗着酒胆，走到村边。这村的维持会以前为了怕他们下来捣乱，还是迁就了他们一下，设在这个街头的。他进了维持会，办公的人们看见他就说：‘司务长，少见，少见，里面坐吧。’司务长也不说，迈步走到屋里，在桌子上拿起一支毛笔就往外走。办公的人们在后面说：‘坐一坐吧，忙什么哩？’司务长加快脚步就来到街上，办公的人们嬉笑着嚷道：‘哪里跑！哪里跑！’“这时从一个门洞里跳出一个游击组员，把手枪一扬，大喝一声：‘站住！’照着他虚瞄一枪，砰的一声。

　　“可怜这位司务长没命地往回跑，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回到炮楼上就得了一场大病，现在还没起床。”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在村庄南面那个炮楼下面走过，那里面已经没有敌人，老李说，这是叫我们打走了的。在这个炮楼里面，去年还出过闹鬼的事。

　　老李说：

　　“你看前面，那里原来是一条沟，到底叫我们给它平了。

　　那时候敌人要掘围村沟，气焰可凶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昼夜不停地掘。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鬼子在沟里拉着一个年轻媳妇要强奸，把衣服全扯烂了。那年轻女人劈了那个鬼子一铁铲就往野地里跑，别的鬼子追她，把她逼得跳下一个大水车井。

　　“就在那天夜里，敌人上了炮楼，半夜，听见一种嗷嗷的声音，先是在炮楼下面叫，后来绕着炮楼叫。鬼子们看见在炮楼下面，有一个白色帐篷的东西，越长越高，眼看就长到炮楼顶一般高了，鬼子是非常迷信的，也是做贼心虚，以为鬼来索命了。

　　“不久，那个逼着人强奸的鬼子就疯了，他哭着叫着，不敢在炮楼上住。他们的小队长在附近村庄请来一个捉妖的，在炮楼上摆香坛行法事，念咒捉妖，法师说：‘你们造孽太大，受冤的人气焰太高，我也没办法。’再加上游击组每天夜里去袭击，他们就全搬到村头上的大炮楼上去住了。”

　　抗日村长

　　在路上有些耽误，那天深夜我们才到了目的地。

　　进了村子，到一个深胡同底叫开一家大门，开门的人说：

　　“啊！老李来了。今天消息不好，燕赵增加了三百个治安军。”

　　老李带我进了正房，屋里有很多人。老李就问情况。

　　情况是真的，还有“清剿”这个村子的风声，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别的一个村子去，写了一封信给那村的村长。

　　深夜，我到了那个村子，在公事台（村里支应敌人的地方，人们不愿叫维持会，现在流行叫公事台）的灯光下，见到了那个抗日村长。他正在同一些干部商量事情，见我到了，几个没关系的人就走了。村长看过了我的介绍信，打发送我的人回去说：

　　“告诉老李，我负一切责任，让他放心好了。”

　　村长是三十多岁的人，脸尖瘦，眼皮有些肿，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鞋白腿带。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一些村里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叫抗日村长，是不是还有一个伪村长。他说没有了。关于村长这个工作，抗战以后，是我们新翻身上来的农民干部做的，可是当环境一变，敌伪成天来来往往，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所以有一个时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过的或是年老的办公的旧人来担任，那一个时期，有时是出过一些毛病的。渐渐地，才培养出这样的既能站稳立场，也能支应敌伪的新干部。但大家为了热诚的表示，虽然和敌人周旋，也是为抗日，习惯地就叫他们“抗日村长”。

　　抗日村长说，因为有这两个字加在头上，自己也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责任了。

　　不久我就从他的言谈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他告诉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敌人在这里驻剿，杀死了他年老的父亲，他要把孝穿到抗日胜利。

　　从口袋里他掏出香烟叫我吸，说这是随时支应敌人的。在游击区，敌人勒索破坏，人们的负担已经很重，我们不忍再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但他们总是这样说：

　　“吃吧，同志，有他们吃的，还没有你们吃的！你们可吃了多少，给人家一口猪，你们连一个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长谈这种心理，他说这里面没有一丝虚伪，却有无限苦痛。他说，你见到过因为遭横祸而倾家败产的人家吗！对他的亲爱的孩子的吃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心理。

　　敌占区人民对敌伪的负担，想象不到的大，敌伪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里供给；并且伪军还有家眷，就住在炮楼下，这些女人孩子的花费，也是村里供给，连孩子们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内，我们就是他们的供给部。

　　抗日村长苦笑了，他说：“前天敌人叫报告员来要猪肉、白菜、萝卜，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一到炮楼下面，游击小组就打了伏击，报告员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炮楼上去报告，他们又不敢下来，我们送不到有什么办法？”

　　抗日村长高声地笑了起来，他说：“回去叫咱们的队伍来活动活动吧，那时候就够他们兔崽子们受，我们是连水也不给他们担了。有一回他们连炮楼上的泔水（洗锅水）都喝干了的。”

　　这时已快半夜，他说：“你去睡觉吧，老李有话，今天你得钻洞。”

　　洞

　　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平原上有过三次惊天动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为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动，是错误的。这里面有政治的精心积虑的设计、动员和创造。这创造由共产党的号召发动，由人民完成。人民兴奋地从事这样巨大精细的工程，日新月异，使工程能充分发挥作战的效能。

　　这工程是八路军领导人民共同来制造，因为八路军是以这地方为战争的基地，以人民为战争的助手，生活和愿望是结为一体的，八路军不离开人民。

　　回忆在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过蜿蜒几百里的防御工事，人民不惜斩削已经发红的高粱来构筑作战的堡垒；但他们在打骂奴役人民之后，不放一枪退过黄河去了。气得人们只好在新的壕沟两旁撒撒晚熟的秋菜种子。

　　一经比较，人民的觉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毁的城边，纵横的道沟里，地道的进口，就流了敌人的血，使它污秽的肝脑涂在为复仇的努力创造的土地上。

　　言归正传吧，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

　　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这是当我问到一个从家乡来的干部，他告诉我的话，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的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

　　“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我像一个病猪一样“吭吭”地想把头塞进洞口，也是枉然。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行的姿势入了横洞。

　　这时洞上面的人全笑起来，但他们安慰我说，这是不熟练，没练习的缘故，钻十几次身子软活了就好了。

　　钻进了横洞，就看见带路人托引着灯，焦急地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样一个横洞你就进不来，里面的几个翻口你更没希望了，就在这里打铺睡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横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势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进来。

　　当我试探了半天，才完成了任务的时候，他笑了，说：

　　“同志，你看敌人要下来，我拿一支短枪在这里等他（他说着从腰里掏出手枪顶着我的头）有跑吗？”

　　我也滑稽地说：“那就像胖老鼠进了细腰蛇的洞一样，只有跑到蛇肚子里。”

　　这一夜，我就是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上面叫我们吃饭，出来一看，已经红日三竿了。

　　村外

　　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景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和那个陪我下洞的游击组员也熟识了，那才是一个可亲爱的好青年，好农民，好同志。他叫三槐，才十九岁。

　　我就长期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寡母，父亲也是敌人前年“扫荡”时被杀了的，游击区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负担着这种仇恨生活度日。他弟兄三个。大哥种地，有一个老婆；二哥干合作社，跑敌区做买卖，也有一个老婆；他看来已经是一个职业的游击组员，别的事干不了多少了，正在年轻，战争的事占了他全部的心思，也不想成亲。

　　我们俩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他总是选择最甜的有锅巴的红山药叫我吃，他说：“别出门，也别叫生人和小孩子们进来。实在闷的时候我带你出去遛遛去。”

　　有一天，我实在闷了，他说等天黑吧，天黑咱们玩去。等到天黑了，他叫我穿上他大哥的一件破棉袍，带我到村外去，那是大平原的村外，我们走在到菜园去的小道上，在水车旁边谈笑，他割了些韭菜，说带回去吃饺子。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我们唱个歌吧，不怕。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守翻口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面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

　　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

　　“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翻口去把守。

　　爬到那里，三槐叫我闪进一个偏洞，把手榴弹和子弹放在手边，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枪伏在地下，他说：

　　“这时候，短枪和斧子最顶事。”

　　不久，不知道从什么方向传过来一种细细的嘤嘤的声音，说道：

　　“敌人已经过村东去了，游击组在后面开了枪，看样子不来了，可是你们不要出来。”

　　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地下发出来，还是从地上面发出来，像小说里描写的神仙的指引一样，好像是从云端上来的，又像是一种无线电广播，但我又看不见收音机。

　　三槐告诉我：“抽支烟吧，不要紧了，上回你没来，那可危险哩。

　　“那是半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分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和我们有仇，可凶狠哩。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哩，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人们正钻洞，他装着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了三个洞口。

　　“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咳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他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亲爹亲娘来破坏，我也得把他打回去。

　　“他跑出去，就报告敌人说，里面有八路军，开枪了。不久，院子里就开来很多治安军，一个自称是连长的在洞口大声叫八路军同志答话。

　　“我就答话了：‘有话你说吧，听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同志，请你们出来吧。’“我说：‘你进来吧，炮楼是你们的，洞是我们的。’“治安军连长说：‘我们已经发现洞口，等到像倒老鼠一样，把你们掘出来，那可不好看。’“我说：‘谁要不怕死，谁就掘吧。我们的手榴弹全拉出弦来等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喂，同志，你们是哪部分？’“我说：‘十七团。’”这时候三槐就要和我说关于十七团的威望的事，我说我全知道，那是我们冀中的子弟兵，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好兵团，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子弟。三槐就又接着说：

　　“当时治安军连长说：‘同志，我们是奉命令来的，没有结果也不好回去交代。这样好不好，你们交出几支枪来吧。’“我说：‘八路军不交枪，你们交给我们几支吧，回去就说叫我们打回去了，你们的长官就不怪罪你们。’“治安军连长说：‘交几支破枪也行，两个手榴弹也行。’“我说：‘你胡说八道，死也不交枪，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我们不能破坏传统。’“治安军连长说：‘你不要出口伤人，你是什么干部？’“我说：‘我是指导员。’“治安军连长说：‘看你的政治，不信。’“我说：‘你爱他妈的信不信。’“这一骂，那小子恼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几把铁铲掘起来。我退了一个翻口，在第一个翻口上留了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兔崽子们一下，他们才不敢往里掘了。那个连长又回来说：‘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我们不走。’“我说：‘咱们往南在行唐境里见，往北在定县境里见吧。’“大概他们听了没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有我一个堂哥给我帮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工夫哩。敌人还这样引诱我，你们八路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你们不出来，我们就要杀老百姓，烧老百姓的房子，你们忍心吗？

　　“我能上这一个洋当？我说：‘你们不是治安军吗，治安军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吗？你们忍心吗？’”最后三槐说：“我们什么当也不能上，一上当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钻在洞里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个，听见敌人掘洞口，就全聚到这个地方来了，里面有我的母亲，婶子大娘们，有嫂子侄儿们，她们抖颤着对我讲：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进来，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侄儿们的命全交给你了。

　　“我听到这话，眼里出了汗，我说：‘你们回去坐着吧，他们进不来。’那时候在我心里说，只要有我在，他狗日的们就进不来，就是我死了，他狗日的们还是进不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抖，那天嘴也灵活好使了。”

　　人民的生活情绪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天已不早了，对间三槐的母亲已经嗡嗡地纺起线来。这时进来一个少妇在洞口喊：“彩绫，彩绫，出来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她嫂子说：“人家喊了这么半天，你聋了吗？”

　　她说：“人家睡着了么。”

　　嫂子说：“天早亮了，你在里面没听见晨鸡叫吗？”

　　她说：“你叫还听不见，晨鸡叫就听见了？”姑嫂两个说笑着走远了。

　　我想，这就是游击区人民生活的情绪，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像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

　　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所以胜利在他们眼里距离最近，而那果实也最鲜明最大。也因为离敌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敌人剥夺埋葬了，但六七年来共产党和人民又从敌人手中夺回来，努力创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爱这个新的生活，对它的长成也就寄托更大的希望。对于共产党的每个号召，领导者的每张文告，也就坚信不移，兴奋地去工作着。

　　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村里有一个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办法，他用罗盘、水平器，和他的技术、天才和热情来帮助各村改造洞。一个盲目的从前是算卦的老人，编了许多“劝人方”，劝告大家坚持抗战，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说在游击区的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确像一篇“住洞须知”，真是家传户晓。

　　最后那一天，我要告别走了，村长和中队长领了全村的男女干部到三槐家里给我送行。游击区老百姓对于抗日干部的热情是无法描写的，他们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结为兄弟才满意。

　　仅仅一个星期，而我坦白地说，并没有能接触广大的实际，我有好几天住在洞里，很少出大门，谈话的也大半是干部。

　　但是我感触了上面记的那些，虽然很少，很简单，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我感觉到了这脉()搏，因此，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

　　并且在前进的时候，周围有不少内奸特务，受敌人、汉奸、独裁者的指挥，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事业，乱放冷箭，使像给我们带路的村长，感到所负责任的沉重和艰难了。这些事情更激发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有人愿意充实生活，到他们那里去吧。

　　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我们人多了，男男女女有十几个人，老李派大车送我们，女同志坐在车上，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没有从原路回去，路过九区。

　　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今天早晨被五个据点的敌人包围，还抓走了两个干部，村里是非常惊慌不定的。

　　带路的人领我们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他说这是村长的家，打门叫村长，要换一个带路的。

　　他低声柔和地叫唤着。原来里面有些动静，现在却变得鸦雀无声了，原来有灯光现在也熄灭了。我们叫女同志去叫：

　　“村长，开门来吧！我们是八路军，是自己的人，不要害怕。”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女人开门出来，她望了望我们说：

　　“我们不是村长，我们去年是村长，我家里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了，不信你们进去看看。”

　　我猜想：看也是白看，男的一定躲藏了，而且在这样深更半夜，也没法对这些惊弓之鸟解释。但是我们的女同志还是向她说。她也很能说，那些话叫人听来是：这些人是八路军就能谅解她，是敌人伪装，也无懈可击。

　　结果还是我们女同志拿出各种证明给她看，讲给她听，她才相信，而且热情地将我们的女同志拉到她家里去了。

　　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们的女同志出来，亲自给我们带路。

　　在路上他给我说，这两天村里出了这样一件事：

　　连着两天夜里，都有穿着八路军绿色新军装的人到年轻女人家去乱摸，他们脸上包着布，闹的全村不安，女人看见一个黑影也怪叫起来，大家都惊疑不定，说着对八路军不满的话。但是附近村庄又没有驻着八路军，也没有过路军队住在村里，这些不规矩的八路军是哪儿来的呢？

　　前天晚上就闹出这样的事来了。村妇救会缝洗组长的丈夫半夜回到家里，看见一个男人正压在他的女人身上。他呐喊一声，那个男人赤身逃走。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女人也哭叫起来：

　　“你个贼啊！你杀人的贼啊，你行的好事，你穿着那绿皮出去了，这村里就你一个人有这样装裹啊。我睡的迷迷糊糊，我认定是你回来了，这你能怨我呀，你能怨我呀！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稳的好人呀，天啊，这是你行的好事啊！……”

　　带路的人接着说：“这样四邻八家全听的清清楚楚，人们才明白了。前几天区里交来的几套军装，说是上级等着用，叫缝一下扣子，我就交给缝洗组长了。她的丈夫是个坏家伙，不知道和什么人勾结，尽想法破坏我们的工作，这次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名誉，谁知道竟学了三国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自己也不敢声张了。

　　“他不声张我可不放松。我照实报告了区里，我说他每天夜里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去摸女人，破坏我们子弟兵的威信。区里把他传去了。至于另外那一个，是他的同伙，倒了戈回来搞了朋友的女人，不过我不管他们的臭事，也把他送到区里了。

　　“同志你看村里的事多么复杂，多么难办？坏人心术多么毒？

　　“他们和敌人也有勾结，我们头一天把他们送到区里，第二天五个据点的敌人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还捉去了两个干部。

　　“同志，要不是你们到了，连门也不敢开啊。这要请你们原谅，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难……”

　　送过了封锁沟墙，这路我们已经熟悉，就请他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县里，屈指一算，这次去游击区连来带去，整整一个星期。

　　1944年于延安

　　孙犁：王福绿

　　——人物速记

　　因为她的丈夫叫邢福红，我们便叫她王福绿了。

　　我住在她家的对过一间小房里，同在一个北山坡上。一天，阴着天，我坐在房子里抽着恶劣的烟草，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小媳妇，足有三个月了，然而年纪还不过十五六岁，在各方面还是表现着孩子气的女人，呆呆地站在一棵嫩小的桃树下面了。

　　这女人直望着远方。我跟了这女人的动作回忆起关于她的家庭、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来。离这里二十里地，有一个镇子，爹爹和哥哥做着打铁的活计。

　　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

　　我就想起那老者，如果真的怀着这么颗心走来，那就该怀着颗什么样的心走回去了……

　　又一回，这女人的哥哥()来看她，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青年人，在邢福红家院里梯子上整靠了一个上午……

　　邢福红的爹坐在房顶上抽烟，邢福红的娘坐在房子里，邢福红来到我房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然而，我始终望着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人垂着头……

　　当下午，这个哥哥告辞要走，而已经走到斜坡的时候，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送下去……

　　回来，这女人的两眼红红的了。

　　这女人，据我看聪明而良善，我每天看见她围绕着婆婆，跟在后面，问着一些事情，她有时拉着小弟弟到坡下面去，有时捧着饭，喂着妹妹……

　　我常看见她，领着弟妹们，而当弟妹们不走时，她便默然地蹲下身去，等到那孩子伏在她的背上，她便一闪斜身子走起来，走过去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记着这个女人还充当着村子里孩子们的教员，她一到上课时间，看见孩子不到齐，便很着急，东跑西跑，呼叫着孩子们。

　　（原载《晋察冀文艺》第1期，1942年1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