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成活的树苗

　　今夏，同院柳君，去承德，并至坝上，携回马尾松树苗共八株，分赠院中好花事者。余得其三，植于一盆，一月后，死二株，成活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同院诸老，甚为羡慕。

　　今晨，我正对它欣赏，柳君走过来说：

　　“带回八株，而你培养者，独能成活，望总结经验以告。”

　　我笑着说：

　　“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

　　柳君说：

　　“不然，活一棵就了不起。我看见你常常给它松土，另外，这地方见太阳，而不太毒。太阳是好东西，但太毒则伤害万物。”

　　我不好再和他争辩，并说：

　　“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柳君的夫人在一旁说：

　　“这就是经验”我说：

　　“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

　　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

　　大家一笑而散。

　　下午，鲍君来访。他要去石家庄开文艺座谈会，到那里将见到刘、从二君，我托他代为致问候之意，并向他们约稿。

　　谈话间，我说：

　　“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

　　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鲍君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

　　鲍君聪颖，应对敏捷，他的话常常是一针见血的。

　　随之，大家又一笑而散。

　　夜晚，睡到一点钟醒来，忽然把这两次谈话联到一起，有所谓“创作”的冲动，遂披衣起床，记录如上。

　　1980年9月12日夜记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民族文化之发展，固如万物之生生不息，江河之冲击而前。然统观历史演变，文化之发明与发展，实非易事。破坏之机多，保护之机少。人民文化落后，教育不普及，道德观念薄，皆不利于文化之发展。历代鼎革，受()害尤烈。京城荟萃，文物精英，兵灾战祸，首当其冲。农民战争，虽有时有助于文化之改进，然当时领袖，多用愚民政策，驱使群众，于摧毁旧政权之同时，亦毁坏与之并存之文化。新朝建立之后，文化衰弱凋残，不利于政治，乃不得不从一、二遗老，传授文化遗产，破壁汲冢，以求书籍。轮回往复，历代如斯。及至晚清，锁国政策破灭，即敦煌石室埋藏数代之物，国家亦不知爱护保存，遂为外人攫取而去。吁，亦可悲矣！

　　文化之遭遇，亦如万物之有春冬乎？雨露少而霜雪重乎？

　　爱之者稀而忌之者众乎？建设难而破坏易，难怪其进展之缓缓也。烧一书如村妇燎纸，碎一瓶如小儿掷炮，甚至毁一建筑，死一学者，轻而易举，聚众围观，视为快意。而其后患无穷，觉悟其恶果，而思拯救之，则常常为时已晚，不易收拾。因文化实与社会道德紧密相连也。

　　姜德明同志，于十年动乱之期，文化灰烬飞扬之际，珍重残编剩简，《孔德学校国文讲义》赖以保存，难能可贵，其用意至善至美！

　　1981年4月

　　孙犁：画的梦

　　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纸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老鼠等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从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点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板水印，有单张的，有联四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采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文学，从书上，从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外行，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做到。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一九六一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一九六二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一九六六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

　　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的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

　　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十二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

　　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盅惑人心。人们像一窝蜂一样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五分种，只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

　　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他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

　　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罗依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

　　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