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痛苦的经验

　　一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痛苦的经验》，当下我是答应了。觉得自己此生别的经验虽然微不足道，“痛苦的经验”总该有些。而且一向总以为写痛苦似较写快乐容易下笔，总不至交不出卷来的。

　　但是，当我静下来仔细想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在记忆中竟找不出什么值得一写的痛苦的经验。

　　这个发现令我大感意外。

　　要说我这一生，决算不上是一帆风顺。不愉快的童年，学业的，母亲的亡故，穷困的日子，中断的恋爱，难以适应的婚姻，子女的麻烦，事业的波折，以至身体上的病痛等等。这些经验，在平常想来，觉得总也够得上“痛苦”二字。可是，当我提笔想写它们的时候，却发觉它们的分量都不够了！

　　童年里，曾有过不少被亏待、被埋没、被委屈的印记。但是，年湮代远，时间的烟雾软化了它们，使它们仅仅以“故事”的姿态在记忆中偶然浮现。它们早已不痛苦了，连疤痕也几乎平复了！

　　母亲亡故，该是一个痛苦的经验才对，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几个人有幸不去经验这项痛苦呢？生死也是自然的事，当时即使悲励，也止于是当时而已。

　　那么，学业的挫折该是件痛苦的事了吧？何况我当时又是那样地抱着对前途的热忱！

　　可是。我到现在也仍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我能那样轻松地对环境的变迁逆来顺受！不但逆来顺受，而且很的顺受。我似乎真的有着如胡适先生所说的“不可救药的乐观”。在逆境中，我利用最贫乏的条件，给生活找到值得快乐的意义。我毫无理由地相信，总有一天会峰回路转。至于那一天究竟有多远，我从未去担心，也从未去焦急。我似乎是个最具耐心的等待者。我很能等待，也很能忍受等待过程中的种种烦心的干扰。而最奇怪的是，在当时，我似乎也并没有觉得那过程事实上是那样的令人烦心。我并没有接受什么提示，如“你要走完盘旋曲折的山路，才能达到目标”之类的话。这些话是我后来才领悟的。而当时，我只是自然而然地把目标放在心里，而我自己却在无望的现实中很起劲地活着。

　　好像那学业上的挫折并不如那终于能重去读书的记忆来得鲜明！

　　至于说中断的恋爱之类呢？为恋爱而痛苦是很诗意的事。也许就因为这痛苦太诗意了，所以，我总是在那痛苦还不该消失的时候，就把它在眼泪里化成了（或其他可以写出来的东西）。我很少不把痛苦看做文章的。一切的痛苦，即使在我心中激荡最烈的时候，我也无法制止自己想要把这痛苦编一个故事的冲动。虽然，我并没有写出多少个故事，但那痛苦却就在我打算把它写成故事的那一刻，离开了现实，而终于淡去，离远了。

　　或者，这就是“人生如戏”这四个字给我带来的好处。我太喜欢让自己置身事外，把自己的遭遇当做“戏”去欣赏了，所以，我和“痛苦”之间，就总隔着一层幕。当这幕开启时，我知道它是戏。这幕落下时，我就只剩下一阵怅惘的感觉。甚而有时候，我还觉得，像恋爱之类的戏，即使再痛苦，也掺杂着快乐和美丽。让我真正为恋爱去痛不欲生，我想，我是不会的。那么，当然也就无法把这方面的经验写成痛苦的经验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婚姻、子女，像事业、病痛之类，我敢说，我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和外子曾因两人个性都强，而彼此不肯投降过。要说那经验不痛苦，是没有人肯相信的。至于说事业，我曾两度放弃过我好容易理出头绪的“事业”。一次是由于战乱，一次是由于自己糊涂。以一个把事业当般热爱的人来说，那该也是够大的痛苦。此外，像继母的冷待，子女的问题，身体上的病痛之类，其值得刻骨铭心之处也并不少。可是，这些痛苦，都已经被“征服的快乐”所取代。如果这些痛苦不是那样的不易克服，我也许没有机会尝到这许多克服它们时的快乐。

　　既然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把已经在记忆中消失了的痛苦，再拉回来去刻画它，会使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说谎。

　　我真的没有想到“痛苦”竟然是这样容易消失的东西！我痛苦过，而且非常认真。可是，现在，我忘记它们了，我想不到自己这样健忘。

　　“忘记”似乎不是一件好事。不但不是好事，而且它意味着对自己经历的一种“忘恩负义”。但是，“忘记痛苦”却似乎是上帝给人们的一种恩赐。我相信，人们大概都是容易把快乐记住，而把痛苦忘记的。至少，我认为人们应该练习把快乐记住，把痛苦忘记才()好。何况，如果我们终于克服了痛苦，而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那痛苦就未尝不是催逼我们的一些功臣。如果不是我们那样地希望战胜痛苦，我们身心中的许多潜力也许就始终没有机会被发掘了。我们也许就没有机会多到几处“柳暗花明”之后的“又一村”去倘佯游逛了！

　　有人说，痛苦是深沉的，而快乐是浮浅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是深沉的时候多呢，还是浮浅的时候多。但是，我真怕我之所以总喜欢记住快乐而忘掉痛苦，是由我的浮浅所致。

　　就说现在，半小时以前。我还在为想不起“痛苦的经验”而痛苦，可是，到这篇短文完成的这一刻，我却觉得，被逼出这样一篇文不对题的东西来，也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了。

　　罗兰：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而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那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能“博”。凭理智读书的人却肯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择读物，他会因实际的需要而花上一年的功夫，去读通一套经济学或六法全书；他会说服自己，只为了“求知”而去涉猎那些他所并不感兴趣的书籍。这两者相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较尊敬后者；然而在感情上，我仍喜欢前者。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这样读书。速度必快，乐趣必多。而凭理智读书，就未免要加上一个“苦读”的“苦”字。苦读的故事，最为人熟知的是苏秦。他头悬梁，锥刺股，面对经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为了成功而读。在读的时候，有苦无乐，必须具有足够的意志和恒心，并且具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严厉与督责，而后才可为之。这样读书，所造就的是专家，是学者。而这种读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用功”。用功是手段，是过程，因此需要理智与远见。读书是目的，因此可以凭兴之所至，一卷在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几乎与娱乐相差无几。我喜欢书，只因我喜欢享受与作者灵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是完全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因此，书，对我来说，是朋友，而不是严师。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

　　说到这里，似乎我的喜欢读书而不用功，已经有了适当的解释。抛开那些被迫为应付考试而“读”过的书之外，我略一回顾，就已发现，在我这几十年旅程之中，伴随着我的，都是一些面目温和态度可亲的书籍。她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为我解闷，解惑，曾经和我融洽地做着心灵上的款谈，曾经退出我的泪与笑，曾经激发我的爱与恨，也使我在无形之中，对人生苦乐，多了一番会心。

　　在我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段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在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教书的那两年，书本陪伴我打发了许多个寂寞的黄昏。到台湾之后，有段时期，我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就把先生那本《生活的艺术》拿来翻看几页。这本书，我看了许多遍，翻来覆去地看。看过之后，又随意翻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地方看，觉得格外有一种与作者莫逆于心的快乐。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诗。新诗、旧诗。半新不旧诗，一律看得入迷，那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他们把诗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种不同风格的之中，整整一年的功夫，我没有看别的东西。我发现，我看书实在太凭兴趣。因此，总是“一跤跌在”一种书或一本书里，迷上一阵子，然后，或许接着有好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直到我再发现另一种令我着迷的书。

　　朋友某君总嫌我不看书，时常对我施行“强迫教育”。把书寄来。逼着我看完写心得。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过而我却未曾看过的书。看完之后，觉得增长见识不少。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认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书，我就对他生气一次。有时是生气归生气，看还是看了。有时却是假装听话，把书在书架上摆一阵，再还给他，说声“还好”，或“我不喜欢”，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总觉它不是女人的读物。《静静的顿河》我只“静”到一半，就此“顿”住。《战争与和平》我也无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我看完之后，不想还他了。

　　前几天，偶然整理旧日文稿，发现一本已经旧得发黄的笔记。时间是1950年4月至6月。那是我心情最灰暗无望的一段时间。笔记本上，先是一连串心情恶劣的日记。然后，日记陡然中断，换上了读《庄子》的心得。内中录有《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以道观之，通为一。”以及“故万物一也，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然后，我写道：“人应从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间是非都由于人的沾滞沉迷。其实，道无所谓损益，事无所谓是非。能超然物外，则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争，何必怨，何必求呢……”这段笔记，重读之下，暮然使我对书本产生了另一种感激之情。原来书本不仅是我寂寞时的良伴，苦闷时的知友，而且是我仿惶无主时的灯塔。老庄哲学中的一两句警语，曾给我以莫大的启示。它使我得以从苦痛黑暗的深渊中，超脱升华，明白了“超然”二字的意义，摆脱了苦痛的牵绊，征服了几乎无法征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