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谈朋友

　　我一生喜欢朋友。上学的时候，真说得上是“交游甚广”，从最高班到最低班，加上学院部各系，以及劳师、简师、乡师、幼师，各部，每一班都有我的朋友，所以直到现在，只要遇见老同学，提哪一班，我都有熟人，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忘记。喜欢朋友的天性，使我在上学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和朋友在一起，读书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而我的朋友是各种性格都有的，有喜欢运动的，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吃零食的，有喜欢聊天散步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左右逢源。看运动会时，因为运动员中有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比别人看得格外起劲，也使我比别人更了解运动规则。和各项运动会的花花絮絮。有音乐会的时候，我也比别人开心。因为演奏或演唱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第一个被她们的琴韵或歌声感动。当我想要聊天的时候，我有喜欢聊天的朋友。当我想要散步的时候，我有喜欢散步的朋友。甚至我想溜出校门去买零食的时候，也自有这一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偕行。而当我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开夜车的时候，我找班上功课最好的朋友，她可以做我临时恶补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朋友真可说是多彩多姿。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之后，所接触的人，不若学校的同学那样容易相与。所以，在刚开始做事时，所经常来往的仍是以前在学校时所交下的一些朋友。最令我怀念的是一位会填词的同学，她比我班次低。离开了学校之后，赶上抗战，我有一段时期，在乡下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生活很苦。那时，她接济我一切的费用，连写信的邮票都是她附在信中寄来。逢到寒暑假，总是她寄旅费来，让我到天津她的住处去度假。假期里，一切吃用固然是她盛情招待，就连肥皂、牙膏等一应日常用品，她也在开学之前为我买齐。然后，买张车票把我送回学校。而我们在她那间租来的小屋里，成天谈的都是些虚无缥缈。我们谈诗，谈音乐，谈对远方的撞憬，谈属于少女们的罗曼蒂克的梦。现实问题反而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过了几年之后，这位好朋友环境转环，而我开始有了一点余力，于是，轮到我为她找工作，接济她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好朋友多半都是在学校的时候交到的。走人社会之后，虽也偶尔遇到一些谈得来的，或在工作上必须合作的人，而且感情似乎也相当接近，但总觉其中缺少一些真正的坦白或诚挚，彼此丝毫不存成见、不设防备的时候就很少。我常说，一个人，一旦懂得如何由别人的环境（而不由他的本人）去衡量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了。读书的时候，大家穿一样的制服，过一样的生活，受一样的待遇，仿佛同学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相同的。很少有机会去想到某个同学的家世、出身与背景。因此，大家的感情是发乎自然，不带功利与实用的目的的。走入社会之后，衡量人的标准就很自然的有了改变。在认识一个人之前，几乎无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他的家世与背景。而一旦掺入了这些了解，那感情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像同学之间那么真挚与单纯了。

　　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我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办法地喜欢单纯的由一个人的本身去认识他、有时，当我与一个人交往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现了他（或她）有某些显赫的家人或亲戚关系，我就难免感到失望。友情似乎只有在单独的个人之间最容易维持。此外，一切的关系都会对友情有或多或少的牵制。这种情形，在结婚之后，就更为明显。丈夫的朋友不见得是太太的朋友，太太的朋友更不见得是丈夫的朋友。尤其这其间还牵涉到不同性别所造成的顾忌，也容易使人动辄得咎。而大家为了迁就家庭，往往宁愿放弃或疏远朋友，不久以前，我想约几位老同学聚一聚，左约右约，这个时间不行，那个时间有事；有的是“老爷”在家，她不便擅离职守，有的是“老爷”不在家，她更不便擅离职守。那么，把“老爷”一同请来呢，大家又一致认为有了他们，()谈话都不自由，结果还是吹了，不是女人不要朋 友，而是女人结了婚就不属于自己。其实，男人又何独不然？他们结了婚，也同伴不属于自己。为了家庭，总不可避免要牺牲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最适于做朋友的“名士派”的朋友。

　　而且，人们社会经验越深，对朋友二字的了解就越差。前几天，我打电话约一位我认识不久但很谈得来的女士，到舍下小聚。她很世故地一面答应，一面道谢，一面说：“其实，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在电话里交待一下，也就行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当下，我真是欲辩无从，怎么说呢？她已经被功利的人们包围惯了，因而觉得所有的友谊都隐藏着一点功利的目的。而我对她那一点真正的友谊也就无从辨认了。结果，我还是请了她，她也如期光临了。但是，我猜想，她一定到现在还在寻思，我究竟有什么地方需她帮忙。否则，以现在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一个傻瓜肯单单为了友谊而请客呢？

　　罗兰：谈零食

　　认识我的人多半都知道我喜欢吃零食。

　　吃零食似乎不是好习惯。讲求卫生的人，都一致主张三顿正餐是营养的主要来源。吃零食会影响正餐的食量，不是养生之道。但意外的是，我虽然很瘦，但一直都很健康，而且似乎我的健康与我吃零食很有点关系。

　　小的时候不用说，从父母手里要来零钱，总归是送到小店里去买了酸枣、山楂糕、山植片之类。我发现，人们在小的时候，多半都喜欢吃酸的东西，这种嗜好，到年岁大一点之后，会自然而然地改变。因而，我相信，孩子们体内一定需要大量的丙种维他命。当他们由正餐或“配给”的水果中摄取不到足够的丙种维他命时，他们自然而然就去求助于那些酸得要命的东西。

　　十几岁到20岁之间，我是住在学校里的。那段时间，就更是我吃零食的“全盛时期”。父亲每周给我1元银洋作零用。那1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是半袋面粉的价钱，可买100个鸡蛋。折合现在新台币，足可当100元用。我的零食从花生、蚕豆，到苹果、香蕉，应有尽有。而至今想来，仍觉开心的是，到了冬天，每逢星期六，可以出校门“购物”时，我一定买1斤糖炒粟子，5分钱五香花生米，外加“糖葫芦”两串，回校吃足，代替晚饭。

　　学校里，星期六晚上，照例是吃炸酱面，“莱码”是白水煮白菜，白水煮豆芽，外加红白粉皮配色。我不喜欢吃面，而且我相信，我那糖炒栗子、花生米和“糖葫芦”中所含的“卡路里”和维他命，一定多过炸酱面。

　　我的零食，随季节而()异，而印象最深的却是秋天。北方的秋天，各种水果纷纷上市，物美价廉。单说“苹果族”，就可以说上一大串：色香味俱佳的烟台苹果；有香蕉味道沙酥可口的香蕉苹果；软绵绵细嫩嫩古典含蓄的中国苹果；形似苹果而略小、风味绝佳的“虎拉车”；还有闻香果、槟子、沙果等等。除了沙果太小之外，苹果族的水果都可以当饭，而且一律营养丰富，有益皮肤的健康和润泽。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当时只是喜欢吃而已。

　　说一件“狂”事，也许你会羡慕。那时是放假的。中秋节的早上，我门就相约到早市去买零食过节。早市的东西都是按批发价格，我们倒并非完全为了便宜，而是觉得好玩。

　　大清早5点多钟去赶早市，回来时，人人手中提着一只蒲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干鲜果品，诸如柿子、葡萄、梨、苹果、花生、瓜子。枣、红桔、山里红、海棠果……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你要问，买这么多，花多少钱呢？那真是小意思！3毛钱而已。嚎这样又便宜，又花样繁多的零食，当然可以尽量地吃！

　　科学家说，人是杂食的动物。

　　我相信，任何讲究营养的家庭，也办不到如我那时所吃的那么“杂”，而又那么齐全。维他命ABCDEFG，大概一样也不会缺少，用不着打补针、吃补药，身体自然发育良好。而且由于这些营养的来源都是果品而非荤腥，所以不会有发胖的不良后果。直到现在，我一直被认为身体相当健康，一切娇弱的毛病我都没有。我很少吃药，所以医生认为我是最好医的病人，偶尔有病，任何药给我吃都有殊效。因为我身体中只有“抗病力”，而没有“抗药性”。

　　吃零食，对我来说是一大享受。它不只是我消闲的佳品，而且是我读书的良伴。无论我是在读书，还是在做笔记，桌旁一定多多少少有点零食，多数是一包花生米，偶尔是柿子、苹果、梨或兰花豆。我常说，读书如果等于吃白饭，那么，零食就是菜。光吃白板，没有胃日，有点菜，饭就容易吃得下了。回想起来，我所读过的那点书，都是随着零食一同“吃”下去的。幸而那时我们学校很开明，不禁止我们在自修时吃零食，否则的话，我恐怕会少读进一些书的。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在书桌上摆一瓶芝麻糖或一碟花生米的缘故，在我写稿时，一面吃，一面写，或是停下来吃一会儿再写，会使我觉得心情很愉快，减少疲劳或厌倦的感觉。

　　零食可能会影响正餐，但在一个对正餐一向不太感兴趣的人来说，剥夺了他的零食，也许正是剥夺了他营养的主要来源。我一向觉得一般家庭的正餐都相当单调，不适合“杂食”动物的所需。花生栗子中的乙种维他命大概比白米饭多，苹果山楂中的丙种维他命，在餐桌上那些煎炒烹炸之中也很难找到。而我这多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更不得不把点心的价值放在正餐之上。

　　零食，对我来说，总格外具有一种轻松、亲切、自由和愉快的感情。这正如我在读书方面一样，对所谓“正科”的数学理化之类，总不如对“副科”的音体、美术来得起劲。所以，我教书时，做科任而不能做级任。在广播电台，我主持茶余饭后的小节目，而不能担任“方面大员”。

　　吃零食，大概也相()当于走偏锋吧？或者，这也是我天性喜欢亲切与轻松的事物所致。

　　其实，说句原谅自己的话，吃零食大概相当于男人们的吸烟，而我除吃零食之外，别无嗜好。既不吸烟，又不打牌，也不跳舞，更不喜逛委托行。顶多喜欢坐车出去透透气，找点灵感而已。一个人总该有点花销，来安慰安慰奔波劳碌的自己吧？

　　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