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读中文系的人

　　三月底和四月初的两个星期五晚上，我曾应邀到清华大学讲演两次。这是在清大理学院院长沈君山教授的构想下推出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课程的一部分。我负责讲“中国文学”部分。在每次三小时的两回讲演中，我第一回的题目是：“中国文学潮流概说”，笼统而摘要的介绍了三千年间我国历代文学的演变动向，俾使理工学院的同学们对我国历代文学能有一个大略的认识。第二回则谈论文人生活对文学的影响。我选择了六朝这个断代作为具体的例证角度，题目是：“六朝文人的生活特质与六朝文学”。原则上，从晚间六点到九点的三个小时的讲演里，除中间休息十分钟外，还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时间给同学们发问和讨论的。可是第一次的题目范围太大，不到三小时的讲演，仅够匆忙做结束，根本没有余裕讨论，所以我便在第二次的讲演后留下一些时间，想让大家发问。但是，赶巧那天清大在晚上九点有一场电影欣赏会（据说上映《飞越杜鹃窝》），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显得坐立不安，因此虽然有人举手准备发问，空气中却已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气氛，我便对他们说：“有问题的同学留下来，没有问题的请便。”结果只有两位交通大学的同学留下来（这门课是兼容清大与交大二校同学选修的）。我和那两位同学从日光灯的讲台谈论到星光下的校园。他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何以今日文坛上找不到几位中文系出身的人？中文系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呢？”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然，不在我两次讲演的内容范围以内，而且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何况夜已深，我尚得坐两小时的车赶回台北，所以只好对他们说： “让我回去反省一下吧。”

　　几天后，我收到其中一位同学的信。简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抱歉与安慰的语气，我原来想给那位同学回一封信的，但是，继而想起两年前的暑假里，有三四位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来访，闲谈之际好像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又记得当时他们还问我： “老师，你为什么不读外文系，却去读中文系呢？”语气间似乎有些为我惋惜的意思。这就是我提笔写这篇短文的远近原因。

　　说到我个人当年考中文系的动机和经过，其实是颇不足为外人道的。那时候大专联考制度尚未成立，各校各自招生。每一个考生只能分别投考两三个大学，而且报名时也只能填写投考某校的某一系科，换言之，你若分数够录取标准，便考上自己所填写的那一系科，否则便是落第，决无退而求其次的机会。我初中和高中都就读于北二女中（即今之中山女中）， 以后文理分组，我在文组的一班任班长。初夏时，校方为我们办理集体报名，投考台大。我负责收集班上同学们的报名表。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那一班五十多个同学中，除了有一人填考哲学系而外，包括我自己在内，其余全部填报外文系。当时我心中颇不乐，不知是生气大家与我同志趣，还是恼火自己与别人同志趣？于是，我用刀片小心谨慎地刮去了“外”字，改写为“中”字。后来，台大发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系的录取者部分。我另外也考取了师大（当时称“师范学院”）艺术系，但一个人同时只能读一所大学，所以我便成为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了。这样说来，虽然当时每人只许有第一志愿，取则取，不取则不取矣，可是对我个人而言，考取中文系，却颇有些录取第二志愿的滋味，因为我长期计划要读外文系，结果却因一时莫名的反叛心理而入了中文系。当时确曾有些懊恼。我想象所谓 “中文系”，大概是满屋子霉味的线装书，暮气沉沉的地方，而读中文系的人，必定是只知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文，带点儿寒酸味，而与现实隔离的一群。

　　然而，人生有时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很愉快地修完四年的大学中文系课程，后来又继续读了三年中文研究所，毕业后，且留校任教，以迄于今。如果现在有人问我： “你还懊恼读中文系吗？”我会十分坚定的回答：“绝没有后悔！”非但没有后悔，我实在庆幸自己入了中文系。因为我越多接触我们的古典，便越发现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知识和理趣，我的生活因而更形充实，使我感觉生为中国人的幸运和骄傲。中文系既非一个暮气沉沉的地方，而读中文系的人也非与现实隔离的一群。

　　在我个人涉猎我们的古典文学时，经常发现借文字以沟通古今的一种喜悦。譬如以我们最古老的总集《》为例吧：它除了给我们以“兴观群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与外，突破文字语言的障碍与差距之后，我们竟发现在那三百篇之中，活跃着超越时空的人类的感情和思想。我们所看到的不仅只是一堆古朴的诗歌而已，而是人类活生生的喜怒哀乐的纪录我们看到先祖们如何克勤克俭战战兢兢生活，看到他们如何欢庆丰收，悲歌流浪，哀叹行役，愤怒压迫，甚至还看到那时候的少男少女匹夫匹妇也同样为着痴迷焦虑雀跃兴奋，这实借研读古籍而一旦豁然消除“代沟”，感到与古人神交，还有比这更奇妙的经验吗？

　　又譬如说读屈原的《离骚》，在那个绚烂象征性的文字背后，我们认识了一位独立特行狷狷自守之士，看到他如何徘徊犹豫在正义与邪曲现实与理想的十字街头，孤寂而果敢地决心取舍。透过婉转缠绵的辞句，我们为那兀傲而茫茫的心智流浪感觉心酸，却又肃然起敬于不肯从流时俗的楷模典范。而当我们读《天问》时，则又惊讶于那里面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有些竟是二十世纪今日的科学仍无法解答的难题。究竟人类的智慧进步了多少呢？

　　以上只是就古老的文学略举一端而已。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太多可贵的文学遗产，等待我们去消化享受吸收为我们的精神血肉。钻研我们的古典文学，使我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这一条路是漫长遥远的，一个人穷其一生可能也达不到理想的终极，然而，每跨出一步便是一种新鲜的享受与收获的喜悦。

　　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读中文系的人并不仅只是整日陶醉在诗文的欣赏中而已。中文系学生必修的课程，除了纯文学的诗词曲及历代文章以外，尚需接受文字学训诂学和声韵学方面的训练。因为这是一个人读古典文籍时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这方面的知识，使我们不至于曲解古籍，以讹传讹，而能把握正确的方向。同时，在中文系这个园地里，像其他的系科一样，我们也一方面讲究学问的专精，一方面想分工合作以期臻于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所以通常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便要就个人的志趣性向选定一个角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而当你来到一所大学中文系的长廊上，在许多研究室内，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有人毕生孜孜矻矻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有人聚精会神在分析审辨古代声韵，或各地方言；有人致力于探讨经典的原始精神。有些园外的人不了解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严肃性与重要性，辄以为中文系的人是只知吟哦古诗文的一群，或甚至更狭义地认为中文系的人应该是专门从事作诗写小说的人。我们承认中文系的人可以而且也应该吟哦古诗文，作诗写小说；然而，我们还得说明，中文系不仅只是培养古典诗文赏鉴的地方而已，也不仅只是一个诗或小说的创作班而已。何况，文学的赏鉴与创作，也原不限于读中文系的人。

　　那么，大学中文系的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地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人类的生活虽然要求前瞻，但是也应该回顾；何况在前瞻与回顾之间，还有必然的联属关系。虽说“文化复兴”是全民众的事情， 但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人理当更责无旁贷。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理由不珍惜其传统古典，因为传统古典是民族血脉之所禀承，也是民族自尊之所依托。故每一个国家的大学里都有他们的“国文系”或“国学科”，以维护其传统古典于不坠不灭。尽管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想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更好的表现，但希()腊人决不会让荷马死去，意大利人绝不会让但丁死去，英国人决不会让莎士比亚死去，德国人绝不会让哥德死去。我们中国人当然也热切希望能产生足以令后代崇敬骄傲的伟大作家；不过，我们同时也有必要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古代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永远活在我们，以及我们子孙的心中。而这一份文化的薪火传递工作，中文系的人应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才对。

　　其实，今日人类的文化已呈现非常紧密与彼此关怀的情形。伟大的文学遗产也已超越时空而成为全人类所共同珍视享受的宝物，所以外国文人固然可以研究陶潜李白汤显祖或《红楼梦》等，中国文人当然也可以研究埃利奥特奥德赛或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一个人若能学贯古今中外，自然是最理想；但是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张衡或达文奇那种多方面的天才固然难求，而那种时代也实在已经不可再得。今天这个时代，毋宁是最好每一个人脚踏实地先做好分内的事，若行有余力，再兼及其他。因此中文系的人应该还是先要把重心放在本国文学之上，但在研读赏析之时，则不妨广采古今中外先贤先进们的智慧成果，以拓广赏鉴评论的视野，却不必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生于古人之后而超越古人， 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遗产，否则便只有成为“传统”的守财奴了。

　　从这个角度说来，读中文系的人实在与读其他系科的人一样正昂首阔步着。因为我们虽然钻入古籍之中，却不至于暮气沉沉，我们是一群充满自信与朝气的传统文化之传递者。我们明白自己肩负着神圣而严肃的责任，我们也有弘毅的知识勇气。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林文月：一位医生的死亡

　　父亲原来是一位勤奋且力极强的人，但晚年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血管阻塞致腿部下半段坏死。两个月之内锯除膝盖下方的左右双腿，保住了性命。九十高龄而施行如此大的手术，居然得以继续生存五年，不得不归功于现代医术的高明，但父亲强烈的求生意志必也是一大原因。只是继续存活的那五年，失去双腿下半截的父亲，无法行走，无法自己坐起，一切仰赖于他人，而在最后一年里，他甚至多时是紧闭眼睛沉睡不醒的。

　　C大夫是父亲的主治医师，我时常在病房中不期然遇见每日晨昏必来巡视父亲病情的他。他的家在医院附近，只需步行五分钟，即使周末假日，他也会抽空穿着便服来探望他的病人。

　　初时，他对我谈说的内容，总不免围绕着父亲的病况，诸如体温、血压、血糖，以及如何治疗等等问题。我唯唯恭听，常常感觉有一种无奈在心头。在父亲的病情稳定但无甚进展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谈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很骄傲，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救治了许多病人，让他们恢复健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说此话时的C大夫，虽年近古稀，双鬓花白，但面色红润，身材高挺，谈吐温文尔雅。

　　“可是，近年来，我往往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许多事情似乎不是那么有把握。”

　　他把视线收回到病床的中央。那个部位的白色被子底下忽然下陷呈平坦，父亲的身体只余原来的三分之二。

　　高明的医术保住了父亲的性命，但是父亲还是失去了许多许多，包括外形和精神，父亲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人了。

　　有一次，于例行检查后，C大夫突然神情悲伤地问我：“人，为什么要生呢？既然终究是会死去。”这样的话语忽然出自一位资深医生之口，不禁令我错愕，猝不及防。我一时觉得自己仿佛是面对课堂上一位困惑不解的学生，需要回答一个非常难解的疑问，遂不自觉地道出：

　　“其实，不仅是人会生会死，狗、猫也一样的。”

　　“那狗、猫为什么要生？既然会死。”

　　“不但狗、猫，花草也一样会生死。”

　　“花和草为什么要生？”

　　这样的推演似乎有些游戏性质，但我记得那个夕阳照射病房一隅的下午，C大夫和我说话的语气及态度无疑是严肃且认真的。我也没有忘记当时我忽然怀疑陶潜的诗：“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露使荣之草，并非霜使枯之草，所以春风吹又生的草，也必然不是野火烧尽的草，所以岁岁年年花虽相似，但毕竟今年之花非去岁之花。生命的终极，不可避免的是死亡。

　　那个黄昏，在父亲的病榻两侧进行的短暂会话，令我得以窥见更为完整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C大夫。

　　C大夫依然忙碌着，关怀着他的众多病人。他的腹部原本微微突出，竟因稍稍消瘦而使身材显得更为挺拔，整个人看起来也显得年轻、有精神。

　　然而，不出两三个月，我从照料父亲的护工处获悉，C大夫忽然告知，他不能再为父亲看病了，原因是他自己也得了病。

　　C大夫有病？真令人意外。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只是匆匆告知护工，而不及向我们家属解释就请假了吗？医院各楼里谣言纷纷，C大夫似乎得了什么重症。

　　在我诚恳而热烈的要求下，一楼的护士长红着眼眶告诉我：“他发现自己是胃癌末期。”她也是C大夫关心提携的晚辈之一。

　　父亲在住院前后都蒙C大夫仔细照料，此时我们家属于情于理都应当表示慰问，遂由我代表兄弟姐妹去探望。初时，C大夫婉言拒绝，在电话里故示轻松道：“我还好啊，还能随便走动，跟前阵子你见到的没什么不一样。”然而，对我个人而言，C大夫不仅是父亲的主治医生，通过几次谈话，他似乎已经是我年长的朋友了。也许，C大夫也认为我不仅是他照料的病患的家属，也像是一个朋友吧。他终于答应：“但是，不要来我家，到我家隔壁的咖啡馆见面吧。我还没有那么严重！”说完，他甚至还轻笑。

　　从外表看来，C大夫确实与两个月以前在医院见到的样子没什么大异。穿着休闲便装的他，依然精力充沛。

　　“我看起来像个病人吗？你说，我像癌症末期的病人吗？”

　　“那天休假，去打了一场球。平时轻松完成的运动，不知怎的，到了最后一个洞，怎么也没有力气挥杆。勉强打完，回家累得不得了。我这人，从不知累的。儿子是肠胃科专家，他劝我应该去检查，照个透视片子。”

　　“哪知道，随便照照的片子，我一看，就愣住了。我自己是医生，清清楚楚的，是胃癌，而且是末期了！”

　　“可真是奇怪，怎么一点迹象也没有呢？”

　　我坐在C大夫对面，听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许多话，不知说什么好。

　　“我并不怕死。自己是个医生，我医好病人，也送走过不知多少病人。反正，人生就是这样，有生，就有死。”C大夫反倒像是在安慰我，而我面对着一位自知生命有限的人，竟无法像先前谈论死生问题时那样雄辩。

　　“只是，我近两天看着我的内人，想了很多事情。我走了，她怎么办？”他说到这里，声音变得低沉。“昨天，孙子从海外打电话回来，我实在忍不住了。”C大夫终于哽咽起来。

　　咖啡馆里有流动的轻音乐，邻座的年轻人正愉快地谈笑着。我觉得不宜久留，便提议离开。临走时，我送了一支外观精美的原子笔和一本笔记簿给C大夫。C大夫大声笑着说：“哈哈，我可以像你那样子写文章了。”他伸手向我道谢，那手掌有力而温暖。

　　我第二次去探望C大夫，约莫是一个月以后。我与护士长同行，直趋医院附近他的住处。C大夫和他的太太在客厅里和我们谈话。客厅里温暖的色调及两位主人穿的明亮色彩的衣服，反而显出病人的憔悴。C大夫比我先前在咖啡馆内所见时消瘦了许多，头发稀()少，可能是接受药物治疗的缘故，连镜片后的眼神都暗淡无光。

　　两位主人轮流叙说着病情和近况。在他太太故作镇定的言辞中，隐藏着深深的忧虑。C大夫倒是不减往日的精力，只是他谈话的内容竟全不似一位资深医生的口吻，令人感到眼前坐着叙述病情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你送我的笔和本子，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我什么也没有记，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送我们到电梯口时，C大夫对我说，而当时我几乎可以预料到会是如此。

　　其后一段日子，缠绵病榻长达五载，病情时而平稳、时而危急的父亲陷入昏迷之中。兄弟姐妹都赶回病榻旁。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们轮流握着父亲的手，看他平静地离去。九十六岁高龄的父亲，太过衰弱，以至于走得极为安详。

　　一月后，收到C大夫的讣闻。护士长告诉我，C大夫维持了最后的尊严。他在父亲病房那层楼偏远的一间病房中度过了最后的一段时光。除家属外，他不许任何访客进入，即使医院的同僚。而唯一照料他的人，便是护士长。她说：“C大夫自知没有痊愈的可能，除止痛药剂外，几乎拒绝一切治疗和营养的药物。”

　　“人为什么要生呢？既然终究是会死去。”有时，忽而想起C大夫说过的那句话，真是十分无奈。而今，我比较清楚的是，死亡，其实未必浪漫，也并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