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母亲的故事

　　一  童年厄运

　　“婴儿仰望他的母亲，在母亲眼中看见他自己”。着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Winnicott）如此诗意地描述母婴关系中母亲的重要性。母亲在亲子关系中，就如同一面镜子存在着。孩子在这面镜子中渐渐认识自己，并根据母亲的回应而渐渐形成自己的各种认同和适应，最后形成自我人格。

　　庐隐笔下的母亲让人心塞。特别是童年生活的一段：1898年5月4日，庐隐（1898～1934）在福建省闽侯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奶妈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养成了爱哭、爱闹、拗执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五岁时，父亲黄宝瑛被任命为湖南长沙知县，她回到父母的身边，准备随父亲赴任。途中，因为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她悒悒终日，又在船上过度哭闹，差点被父亲丢弃。

　　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一家人到北京，依舅父家生活。舅父是力钧，曾任农工商部员外郎，还担任过慈禧和光绪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因母亲厌弃，庐隐不得入学，只得拜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她常常会遭到姨母的责骂和手心被打10下的惩罚。有时满面怒容的姨母托着水烟袋走了，刚刚揩干眼泪的庐隐，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家庭中，她不如婢女。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给家人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慕贞学院读小学。1911年，当时局动荡的时候，残忍的家人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黄勉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稍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誉。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使家里人备感惊奇，她的境遇才稍得改善。

　　“因为我自己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这是她对自己童年一个满怀怅惘的小结。

　　这种家庭待遇会产生两种孩子，要么极其温顺，要么极其叛逆。

　　二  西斜街的初恋

　　她十六七岁时母亲已对她的婚事有所关注，但她害怕结婚，觉得它是一件神秘的事。

　　遇见林鸿俊时，是1915年。林鸿俊是姨母的亲戚，也住在舅舅家的西斜街上。他曾经是留日学生，但因父母双亡，无钱继续求学。因爱看书，常到庐隐的姨母处借书而与庐隐认识。初相识，他在她眼里是美好的：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谈吐温雅，已近二十。但上不起学的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大家都叫他“野孩子”。

　　从借一本《玉梨魂》开始，两个少年的情丝滋长。有时，在跨院小花园的葡萄架下互诉衷肠；有时，在宣纸的小信笺上，交流仰慕。这种眉来眼去，像感冒一样遮不住的小把戏，很快被表兄弟们识破，并传扬得满城风雨。

　　母亲与舅舅听说后十分恼火。这个少年穷困潦倒，况且门不当户不对，但恼火和丢脸也只是大人们的事——庐隐倔强任性，才不顾忌他们的感受呢！母亲无奈，每每冷脸对待林鸿俊。

　　林鸿俊察觉到这种尴尬和难堪，遂对庐隐说：“这几天，妈妈与舅舅都不开心，不理我。我无家无业，没有进学校，寄人篱下，是野孩子，西斜街谁看得起我？我配不上你。”

　　“别管这么多，我看得起你。等我毕业，到别省工作，我们就可远走高飞了。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这么干，谁也管不了。”说干就干，第二天庐隐就写信给母亲，陈明心迹——表示一定要嫁给他。

　　多年以后，她自己醒悟这不是，而是一种侠气，看不得弱者被轻视，其中也未尝没有对自己童年被轻视的报复心理。

　　收到这样的信，母亲流泪了，她对弟弟说，“既然如此，我只想对他们提一个条件，就是等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才能成为我的女婿。”

　　经过一番准备，暑期时，林鸿俊果然考取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庐隐的妈妈在西斜街家中的院子里办了几桌订婚宴，请街上所有的亲戚参加。席间，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并豪爽地说：“林鸿俊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上大学。但你双亲不在，我愿意拿出两千大洋，作为你四年的学费和膳食费。”并掏出两千元支票，笑嘻嘻地请他收下。林鸿俊料想不到会有这一出，他涨红了脸，站起来向他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谢谢！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后报答你的大恩。”围观的客人不禁鼓起掌来，为他们庆贺。

　　庐隐心满意足。此后，他们来往更亲密了，彼此感觉“愿作鸳鸯不羡仙”，“我们俩就是仙”！

　　转眼她毕业了，先后在北京女子中学教体育、园艺。两年后，庐隐执意要报考北京女高师，母亲极力反对。为了筹学费，同时也满怀着对离家、对漂流生活的向往，庐隐到安徽女师附小教国文、习字、历史地理一学期。

　　三  北京女高师时期

　　1919年，她从安庆考入北京女高师，插班到国文部。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这位身材短小面容黄瘦的女孩，很快在学校里崭露头角。“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干事，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国文部有四位女生交谊深厚，非常要好，组成了一个小集体，后人称之为“亚洲四少”。她们是庐隐、王世瑛、程俊英和陈定秀。周日的清晨，人们可以看见这几位女生穿着统一服装，从石驸马大街的学校步行到中央公园。公园里水榭两旁芳草萋萋，四位女生常仰卧其上，高声诵读诗书。庐隐的笔名原叫侠隐，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在草地上，她笑称要改名叫“庐隐”。她与程俊英还常在陶然亭远眺一片兰花，微风吹过如一田麦浪，她们还常在亭前叫茶房拿一碟盐煮小花生、胡桃肉，一壶白干，学古人题壁，庐隐写新诗，程写古体诗。写到不通处，二人便哈哈大笑。日子在写意与忙碌交错里流逝。

　　这年“五四”后，京城学界纷纷组织同乡会，福建同乡会亦如是。于是在福建会馆的四合院，聚集起三四十位同学，中有在北京学联担任职务的郑振铎、郭梦良（弼藩）以及这几位同进同出的北女高师学生。后来，他们组成编辑小组，出版刊物《闽潮》——这本刊物成了庐隐与郭梦良悲欢离合的红娘见证。

　　郭梦良，北大法科学生。他的才华让庐隐一见倾心。相较之下，她发现未婚夫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

　　但是爱情遇到了障碍。于庐隐，她已订婚；于郭梦良，他使君有妇。庐隐的性格够坦白，也无所顾忌，她对好友们说：“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尽管知道庐隐听不进劝告，这班好友还是不断极力相谏。

　　林鸿俊来信，说自己在学校努力，各门功课在90分左右，还有“快毕业了，我们的愿望将实现了，可以住在一起，过仙侣生活。不管毕业后做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做，使你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但是，这些话，只能让已经变心的庐隐听到庸俗。她对自己曾经的孤岛般的西斜街生活点评说：我当时被小说迷住了，眼睛只看见西斜街的小天地，没见过世面，接触的人实在太少了。

　　1921年秋天，林鸿俊的一封来信从山东寄到学校，说他毕业后已担任了山东糖厂工程师。对庐隐的“退婚”要求，林鸿俊设身为庐隐考虑，并不赞成。他在信中说：“……我感激你的心，远胜爱的心，不是认识你和你家的提携，我永远是个野孩子，更谈不上上大学、当工程师。我应该替你打算。如果我们能结婚，我一定千方百计使你幸福……”信中还提及自己工资150元，相当优厚；山东风景好，物价便宜，是居家的好地方。但是，“地位、收入、享受”这样的字眼，只能让庐隐更生鄙薄之情。更何况，信中那么直白地对比——“……我虽然没有什么特长，但未结过婚，永远爱你” 。她要维护起一个人，连自己都可以奉献——当初对于林鸿俊也曾如此，现在爱上郭梦良，也不容林鸿俊置喙。她很快回信，请他另找高明。不久终于退了婚。后来，林鸿俊在山东工作出色，被糖厂的厂长看中，介绍自己的女儿和他相识结婚。

　　四  母亲之死

　　1922年毕业后，庐隐到宣城中学任教。但是环境恶劣，加之郭梦良的家庭阻力，她内心躁烦不安。1923年2月，“四少”之一的好友程俊英结婚，她赶回北京参加婚礼。好朋友们注意到她匆匆来到典礼上，板着脸，一语不发。新娘程俊英安慰她，不要自寻烦恼，事情总会解决的。她点点头后悄然离去。

　　一周之后，庐隐哭着找上门，请求程俊英帮她代课。因为母亲病得很厉害。她需要赶回福州照看。

　　然而庐隐最终赶不上与母亲再说一句话。她赶到福州家中时，母亲已经断气。

　　这个好强的母亲，因为当年庐隐一定要嫁给无业无家的林鸿俊，闹得满城风雨，只得自己拿出两千大洋的积蓄，托请一位亲戚出面，在订婚宴上，以林鸿俊有志气之名培养他。母亲，才是那场订婚席上慷慨的“赞助者”。

　　谁知道，订婚后这几年，任性自专的女儿又要闹退婚，并且不惜以第一代女大学生的身份，“自甘下贱”，要嫁给已有妻室的人作小。老太太心里既难过又难堪，特别是事情在北京传开，西斜街的亲友都津津乐道这一消息时，她受不了亲友常常似笑非笑的冷嘲热讽，“脸伏到牛屎堆”里了。于是，坚决要一个人跑回福州老家。回家几个月就去世了。

　　庐隐办完丧事后赶回北京。大家劝她向郭梦良提出先和其妻离婚，但她面有难色。这样一直拖到暑假，她去上海工作并和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附近的远东旅社结婚，郭也没有离婚。她成了“两头大”的“一房”。

　　1925年，郭梦良因工作劳累致肠病，垂危之际，恋恋不舍地望着庐隐和襁褓中的女儿。庐隐强忍悲痛说，女儿还未起名呀。郭梦良说：“就叫‘唯萱’吧，她以后唯有你这个母亲了。”“萱”字在古文里有“母亲”的意思。后取“唯”的谐音“薇”，更女性，故女儿名“薇萱”。　　

　　五  说不出来的爱

　　1928年，庐隐又惊天动地地爱上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李唯健。同居、结婚，婚姻的现实与她的理想总是相差天壤。终于，不断颠沛的生活，把一个倔强的女作家变成或躲避于烟酒或沉醉于麻将的人。

　　已经无法设想她是否会在母亲去世后的11年里，偶尔想起与母亲的恩恩怨怨，母亲对待她的那些挑剔、控制、不满、打骂……也不知道，她对自己心怀怨意地书写过的母亲的种种负面行为有过新的想法和悔意吗？其中，有没有隐藏着爱或者被爱？也很难想象，如果一开始，她与母亲关系顺遂，她的人生又会是怎么样？种种假设都是那么庸常的。像她这种不是平常的女性，我们或许就应像苏雪林说的那样，不能用寻常的尺子来衡量与揣测。

　　但是，这样不寻常的女性，在面对自己女儿时，如此温馨——庐隐的大女儿郭薇萱曾在采访中如是回忆：1931年8月，一段全家过得稍微安稳的岁月，庐隐被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聘为国文教师，一家人离开杭州来到上海，住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母亲又继续从事她所熟悉的教师工作，也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那时郭薇萱在工部局小学读书。她天天跟母亲坐人力车去上学，一路上母亲与她谈学校里的趣事、家里的琐事。那时她正在学加减法。有一次她问母亲，加减法学完后还学什么？母亲说，还要学乘除法，还要学很多东西，学无止境。母亲虽然工作很忙，但总是挤出时间陪伴她。母亲很疼爱她，对她从来不打骂，有什么事，总是和蔼地给她讲道理。郭薇萱还记得，她小时候身体不好，常患感冒。一患感冒，只能呆在家里，母亲就会准备好一瓶阿司匹林及她爱吃的巧克力、陈皮等零食，还会把《小朋友》《儿童世界》等儿童读物放在床头，然后轻轻关上门去学校。她虽然独自在家，但有书看并不觉得寂寞……然而母亲在她10岁时彻底离开了她——1934年，一代才女庐隐逃不出女性宿命，在她即将第三次为人母时，作为“身体的女人”，在难产的汗滴与血渍中撒手西去……春尽的暗夜读庐隐，掩书时，又仿若可见她的10岁女儿郭薇萱和3岁女儿李恕先穿着白色的孝衣，戴着尖尖的白帽，站在她的遗体前哀哀地喊着：“妈妈……”

　　“妈妈！”……但庐隐有多少话，多少爱，已经不能说出口。

　　庐隐：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

　　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

　　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

　　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

　　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

　　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沙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

　　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

　　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式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抑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

　　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它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我站在这边的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

　　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

　　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画脚演说：

　　“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玛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玛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玛啡果的毒了!……“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玛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地诅咒，眼泪不竭地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

　　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玛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地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像怜她，又好像恼她；

　　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