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包身工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尽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所以，除出“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红砖墙围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给“带工”，“带工”就在这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洲”、“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中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图像。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宽”之类。这些春联贴在这种地方，好像是在对别人骄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讽刺。

　　四点半之后，当没有影子和线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朝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她们头发上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中午的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拚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着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白相人”，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个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回声很有劲地叫了。红砖罐头?母亲?——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对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门警把守着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粘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之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厂的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中国厂当然没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地带个把亲戚或者自己的儿女去（当然不给工资），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见七八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取工钱的“赠品”。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这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骚音，就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日本人叫做“见回”），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经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样的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拆包间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拣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现在的东洋厂差不多已经完全派给包身工去做了，因为她们“听话”，肯做别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纱厂工人——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按照棉纱的特性，张力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纱在潮湿状态比较不容易扯断，所以车间里必需有喷雾器的装置。在织布间，每部织机的头上就有一个不断地放射蒸气的喷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象的了。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劳，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时候。但是打瞌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拿莫温”（工头）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的讲，殴打的事实已经渐渐的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的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起码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做了“烂污生活”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欢喜他们采用殴打这一种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给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卑屈地讲：

　　“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要在洋东家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寻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的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迭个（这个）小姑娘坏来些！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皮带盘心子顶在头上，就不会打瞌！”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而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出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的工作，所以外头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节礼的办法来巴结拿莫温，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人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的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织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的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东洋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科学管理和改良机器，粗纱间过去每人管一部车的，现在改管一“弄堂”了；细纱间从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个锭子），现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机间从前每人管五部布机，现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论货计工，产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资的增大，但是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工钱的单价，几年来差不多减了一倍。譬如做粗纱，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码）单价八分，现在已经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车子，工作十二小时，从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现在管两部车做十六“亨司”工钱还不过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钱的多少，和她“本身”无涉，那么当然这剥削就上在带工头的帐上了。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怕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怕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瞪了她一眼。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两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满脸横肉的老板赶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轰骂！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样子！

　　“谁给你写的信？讲，讲！”

　　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一晚。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唤之外，绝没有别的声息，屏着气，睁着眼，千百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人类的身体构造，有时候觉得确实有一点神奇。长得结实肥胖的往往会像折断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难下去。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还有韧性地在那儿支撑。两粥一饭、十二小时骚音、尘埃和湿气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规则地反复着，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的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因为船户总还得养活它们，喂饱它们，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