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他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迹，不外乎空中的风雨，草里的虫蛇，林中出没的走兽和树间的鸣鸟。我们刚到这里来时，对于这座山林，也是那样感想，绝不会问到：

　　这里也曾有过人烟吗？但是一条窄窄的石路的残迹泄露了一些秘密。

　　我们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两三里到了水源，转上山坡，便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屋，建筑起来不过二三十年，我们走的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但是我们从城内向这里来的中途，忽然觉得踏上了一条旧路。那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无日不在继续着埋没下去。我在那条路上走时，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因为我想，这条石路一定有一个时期宛宛转转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内溪水的两旁，现在只有树木的地带，曾经有过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经有过田园。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有过村落。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时衰落了。当时短短的二十年内，仅就昆明一个地方说，人口就从一百四十余万降落到二十五万。这里原有的山村，是回民的，可是汉人的，是一次便毁灭了呢，还是渐渐地凋零下去，我们都无从知道，只知它们是在回人几度围攻省城时成了牺牲。现在就是一间房屋的地基都寻不到了，只剩下树林、草原、溪水，除却我们的住房外，周围四五里内没有人家，但是每座山，每个幽隐的地方还都留有一个名称。这些名称现在只生存在从四邻村里走来的，砍柴、背松毛、放牛牧羊的人们的口里。此外它们却没有什么意义；若有，就是使我们想到有些地方曾经和人发生过关系，都隐藏着一小段兴衰的历史吧。

　　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象来装饰它。它像是一个民族在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从我们对面山的山脚下涌出的泉水；它不分昼夜地在那儿流，几棵树环绕着它，形成一个阴凉的所在。我们感谢它，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那山村也不会曾经在这里滋长。这清冽的泉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它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我深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诗里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其次就是鼠曲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处不容易采撷得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两季地开遍了山坡。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使我知道，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庄必定也曾经像是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朴质，春秋佳日，被这些白色的小草围绕着，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后来一个横来的运命使它骤然死去，不留下一些夸耀后人的事迹。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来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立即变成靛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这是一种热闹，人们在其中并不忘却自己，各人钉着各人眼前的世界。这景象，在七十年前也不会两样。这些彩菌，不知点缀过多少民族童话，它们一定也滋养过那山村里的人们的身体和儿童的幻想吧。

　　这中间，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但是，这种树本来是异乡的，移植到这里来并不久，那个山村恐怕不会到它，正如一个人不会想到他死后的坟旁要栽什么树木。

　　秋后，树林显出萧疏。刚过黄昏，野狗便四出寻食，有时远远在山沟里，有时近到墙外，作出种种求群求食的嗥叫的声音。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风，好像要把一切都给刮走。这时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体验的，物质方面所获得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飓风，寒带的雪潮，自己一点也不能作主。风声稍息，是野狗的嗥声，野狗声音刚过去，松林里又起了涛浪。这风夜中的嗥声对于当时的那个村落，一定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对于无眠的老人，夜半惊醒的儿童和抚慰病儿的()寡妇。

　　在比较平静的夜里，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被夜的温柔驯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麂子的嘶声。这温良而机警的兽，自然要时时躲避野狗，但是逃不开人的诡计。月色豫胧的夜半，有一二猎夫，会效仿麂子的嘶声，往往登高一呼，麂子便成群地走来。……据说，前些年，在人迹罕到的树丛里还往往有一只鹿出现。不知是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繁盛的鹿群，最后只剩下了一只，还是根本是从外边偶然走来而迷失在这里不能回去呢？反正这是近乎传说了。这美丽的兽，如果我们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它不期然地在我们对面出现，我们真会像是SaintEustache一般，在它的两角之间看见了幻境。

　　两三年来，这一切，给我的生命许多滋养。但我相信它们也曾以同样的坦白和恩惠对待那消逝了的村庄。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

　　冯至：罗迦诺的乡村

　　乘车穿过了郭塔尔得山洞，便走入瑞士东南的特精省，这是意大利人种的瑞士，一切风物也是南欧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变为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里处处透露着衰老腐旧，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样新鲜。

　　特精省的南端是罗迦诺城，临着一座爪形的湖，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分领。若是坐在汽船上，绕湖一周，左边一站是意大利的，右边一站是瑞士的，虽然居民都说着意大利话，可是一边热狂于法西斯主义，一边是自由和平，百余年不知干戈，对比起来，煞是有趣。

　　我在湖边的一个小村落里住过一个晚夏的八月。

　　脚刚踏上轻松的土地，举目一望两旁的浓绿，便深深嗅到浓郁的故乡气味。不只是气候和北平夏季的乡间很相似，就是几种违阔许久的生物，也在这里重逢了：中午是无边无际的蝉声，夜晚窗外时常有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蝎子在墙缝里出没，更有成群成队的壁虎，灰色的，绿色的，在壁上和草间爬来爬去，有时清早起来，露水未（xi），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长逾尺，绿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静，它一动也不动，你可以轻轻地它身旁赏玩许久，不提防有一个大的蝗虫跳出，它也飞箭般跟着窜入草的深处。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乡所有的。西瓜、蜜桃，这些暑中的鲜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叶子，成荫地伸出矮矮的墙头。只是暗绿色，瘦而长，火焰形的遍柏，三三两两地被移种在别墅里，或是白色的圣母堂旁，给我们一些异乡之感。

　　这可以说是在故乡一样的乡间，

　　我们背山临水，租下一所小楼。房东是这村里唯一的富户，唯一的“世界人”。据说祖父曾经到非洲去经商，赚下了一些财宝，死后供给儿孙们享用，所以这一家人也无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过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乡；但在家乡也忘不了都市的繁华，晚饭后每每放开收音机，收来都市的音乐，搅得四邻不得清静。

　　除此以外，远远近近却是异常清静。不但听不到瑞士以外的国家是怎样磨掌擦拳，勾心斗角；就是瑞士以内的事，也好像与他们无干。你若问一个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吗？”他自然回答你一个“不是”。─—再往下问，“你是瑞士人吗？”─—那么他便瞪着惊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说，“我是物精省人”。不必和他们谈什么罗马、伦敦，就是本国内的日内瓦，瞿里许，在他们看来也是极辽远的地方，虽说乘车几小时便到。

　　可是我们在那些严肃的大都市里过过生活的人，骤然来到这里，对于这些疏散无事的“特精省人”，总有一些缺乏信任。──我们在外边飘流无定，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去处便是邮局，看看有没有转来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处留在邮局里，但当我行装甫卸，在当地邮局办了一番交涉后，走出来，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走进邮局，空旷旷的屋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问我话，我不懂；我用几句临时速成的意大利话向她说，她不懂。后来似乎彼此会意，我在一个纸条上写好了通讯处，交给她，她接过来，点头笑一笑，放在抽屉里，便无事了。一瞥间我望见那抽屉里乱七八糟，甚至还放着一些针线。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经办完了最后一阶段。紧接着只有推门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邮局里的局长，邮务员、信差，是三位一体的，这集中的“一体”正是那女孩的哥哥。这位哥哥本来就事务繁重，午饭后又要午睡，睡醒了还要在酒店里喝红酒，所以把邮务员和信差的职务都交给他的妹妹，他自己则悠悠自得，处在局长的地位。

　　两天后，那少女果然背着一个大信袋，在我们门前出现了，递给我几封初次转来的信。我接到这些信，真是兴！这是前日交涉并没有误会的证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殷勤地问我：“Francobo11o？”我知道这字是邮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我。正犹疑间，她从信袋里取出一个硬纸夹子，里边都是邮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邮票是在她身边带着，问我买邮票不买。我想，这真是方便：邮票既可送上门来，那末新写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给她了，落得不出门。但我对于她还是莫大信任，邮票固然可以在门前买，可是待发的信还是不肯直接交给她。

　　我们时常乘公共汽车到罗迦诺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邮包送上来。一次，车子在一个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邮差（这恐怕也是这站上邮局里“三位”集中的“一体”吧），把刚从邮筒里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阳底下盖邮戳。车到了，他也不慌；下车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车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开车的人耐着性儿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邮戳盖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车上，─—才将喇叭一按，加速驶去；回头看，那老邮夫却坐在那块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们的车，直到车拐了弯，两不相见。

　　像这样的松缓随便，在我们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时又觉得也实在亲切可爱。每个大都市的人口动辄号称几百万，可是比起全人类来，究竟是极少的少数；至于过着像这里的生活的人们，无论甚么地方，还是占人类的大多数。我们到底怎样才对呢，是要使那大多数的人跟我们一样紧张起来才对，还是叫我们这极少的少数去学一学他们的松缓？

　　那少女几乎天天送我们的邮件来，一封也没有遗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刚来到时对于信件的那种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气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小家子气。─—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来了。我真是惊异！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橐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严肃整齐过。我把信握在手里，不由自主地问：“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里生了一个小牛。

　　不久，小牛的诞生传遍了左邻右舍，我们都被邀请去参观小牛。我们在牛棚外看见一畦硕大的番茄，于是我们摘了一篮，付了一些代价，带回家来。从此这一家不但供我们番茄，还时常送来其他的菜蔬和作果酱的苹果。

　　瑞士的肉类是出名贵的，我们一日三餐，只以菜蔬为主。可是面包常起恐慌。附近没有面包房，每天早晨由一个少年骑着车挨户送，有时却得不到。我们一向是现钱交易，怎么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们在湖边候船，看见那少年正在码头上放跳板，同他谈起来，才知道清早送面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当职业是在船码头上放跳板。我问他，为什么时常忘记给我们送面包呢；他仿佛在叙说与他无干的旁人的事，所举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那是因为我们住房的台阶太高。我听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给他，往后不会让他白登高台阶的。─—经过这番谈话后，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面包按时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为登台阶的报酬。他满意接受了。果然，此后每日一枝香烟，面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阶高也会这样影响到吃饭问题。然而并不止于送面包一件事。我们的厨房是用煤油炉子烧饭，零买不如整购，到邻村唯一的杂货店里订下一桶煤油，说妥立刻就送来。我们回来后，却空等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去催问，说是昨天店里没有闲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于是我们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黄昏，仍然不见送来。气忿有什么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气去问，店里老板的回答是：

　　“已经送去了。”

　　“我们却没有见到。”

　　于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厮唤来。他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台阶太高，我把煤油交给他们的邻居了。”

　　回去到邻家一盘问，那桶油放在苹果树下，等它的主人，已经等了一夜。

　　在这些人们中间住不上几天，大家便熟识了，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的时间─—人、动物、植物，好像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懒惰，但是没有欺骗。这样，湖山才露出它们的雄壮。一片湖水，四围是默默无语的青山，山间的云，层出不穷地在变幻。有时远远驶来一只汽船，转个圈子，不久又不见了，与这里的世界好象不发生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