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诗猫

　　我还没有说到我家的猫，这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养猫，但入居新家的那一段，每夜都不得安宁，不是面条成了碎渣，就是腊肉少去半块，连储藏室的木门也被咬去一角。

　　生存保卫战刻不容缓。我们下了毒鼠药，设了捕鼠夹，效果均乏善可陈。老鼠们贼头贼脑，小眼睛嘀溜溜转，是何等聪明的高手，吃了一次亏以后，下次决不上当。无论我们如何机密行事，把下毒药说成“请客”，把设夹子说成“开床”，把老鼠一律爱称为“少爷”或者“相公”，但它们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能听懂这些黑话，一举识破我们的阴谋。

　　到最后，绕过毒米吃好米，戳倒了夹子再吃肉——它们总要大破我们的天门阵。报纸上说，省农业厅服务站有“电猫”出售。我赶到城里购得一只，其实是一套微型电网。这种电网需要主人小心布线，让裸线离地两公分左右，再接通电源，等待老鼠前来触网，啪啪地爆出火光。不幸的是，新武器一天天只是准确打击着空气，连老鼠影子也没打下来一个。

　　有天夜里妻子听到()鼠叫，以为正义之战终于开打，兴冲冲起来检阅战果，不料没看见什么战果，倒是自己不小心被电猫咬了一口，惨兮兮地大叫。

　　一切手段都失败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建议，返回最原始的方法。一只刚满月的小猫，毛乎乎的一团，由龙老师从三江镇带来，被我们随口一叫，就定名为“咪咪”。“咪陀”、“咪相公”、“咪大爷”、“110”等，是后来衍生的一些称谓。它背黄胸白，毛色鲜亮，机灵活泼，每天早上大练武功，翻滚，拳击，鱼跃，追逐自己的尾巴，陀罗一样飞旋不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张椅子靠背的两道横栏，成了它反复翻腾和穿插的高低杠，难度系数不断攀高。农民送来一面祝贺新居的大镜子，没有地方好挂，一直靠墙闲搁着，眼下便成了它早上必用的练功镜——它把自己足足折腾一两个钟头，左翻两周半，右旋三圈半，乌龙绞柱，掀身探海，倒踢紧金冠，最后朝镜中盯上一眼，把自己美美地欣赏再三，满心崇拜着这个镜中的芭蕾男之星。

　　它把老鼠吓得无影无踪，自以为英雄盖世，仗着自己的年少气盛，更是独立和反叛，正如时下的某些新人类，把听话当作丢人的勾当，把傲慢当作流行的风度，不饿的时候根本不愿理人，甚至不愿回家。不管主人怎么叫，它就是不露脸，就是不应答，一点面子也不给。它情愿雍容矜持地蹲在墙头，观赏学校那边的广播操或者篮球赛；或是仙风道骨地蹲在院门顶上，凝望远处一片青山绿水，凝固在月光里或霞光里，如一尊久经沧桑的诗人，不，诗猫——正心事浩茫思接千古。

　　它是要写出七律还是要写商籁？

　　是正沉溺于婉约还是在蕴积着豪放？

　　韩少功：面子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即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绊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古有“乡原”﹡一说，多年来歧释不一。其实，因“乡”而“原”之，意通原谅和原肴，差不多也是因“乡”而“圆”之：圆滑，圆顺，圆通，圆融，是乡民们必要的处世之法。即使“内方”，在乡邻圈里不能没有“外圆”。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了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徒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崽说成聋哑，又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

　　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恨，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哪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