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非法法也

　　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冒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地这样过去了。

　　韩少功：瓜菜

　　电话和摩托车在乡村最适用，方便了大家联络，省了好多时间和脚力。其次是电视，虽然有些节目不一定让人们全看明白，但至少给夜晚添了些热闹。乡下利用率最低的现代器具要数冰箱，因为瓜菜都在地上，随吃随摘，用不着冷藏。大部分肉食多以腌制，熏制，晒制等方式保存，山民们在这方面的习惯不易改变。

　　收亲嫁女之时，照城里人时兴的规矩，一套电器必须齐备，其中冰箱还是断不能少。只是冰箱买来以后大多不通电，塞满衣服或农药，有时候甚至装上几袋谷种，算是个密封杂货柜。

　　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家的冰箱就比较特别，也承担着某种义务和责任。左邻右舍遇到一点鲜肉确需存储，以备客人或匠人的光临，就一碗碗端到我家来，塞入冰箱临时寄存。他们避免了大冰箱保管小物件的浪费，但使我家冰箱里的物权过于复杂。有一次我忘记了这一点，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吃掉了。

　　我家的冰箱公共化了，菜地也是半公共化。那天一个后生走进我家院门，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还厚颜无耻地说不错，说好甜，说好脆，简直是打上门来的强盗一个。其实，这也是我少见多怪。村民们在瓜菜方面的私权观念薄弱，莫说是摘一个瓜，就是摘一篮子瓜，只要别人的园子里有，也算是摘了白摘，不摘白不摘。

　　初春时节，菜地上有点青黄不接，我们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沿途遇到村民，尤其是那些农妇，都会领受她们笑眯眯的招呼：“有菜吃没有？”意思是问要不要在他们那里摘点什么。或许，他们会问得更具体一些：“有苋菜吃没有？”“黄瓜出来了没有？”“豆角下种了吗？”……这时候，如果你朝她们的园子里看一眼，对那里的形势表示赞美，或表示惊讶，那就更不用说了，她们随手找来一个塑料袋，往菜园里匆匆而去，接下来的形势不言自明。

　　农妇之间的事务主要是瓜菜外交。一丝微笑，两句称赞，还有日后路上的一声招呼，都相当于超级信用卡，足以偿付大堆瓜菜的馈赠，足以换来客气推让之间复杂而激烈的拉拉扯扯。正因为如此，医生吴胖子最不愿意种菜，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种菜，有一次见我往地上挑粪，眼睛瞪成了两个铜钱：“吃这样大的亏呵？你们家里是住了一个排，还是住了一个连？”

　　“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你的菜地，都荒了！”

　　“荒了好呵，退耕还林，绿化祖国。乡政府就要奖给我镜框子。”

　　“你钱多可以买菜吃。我们穷鬼不种吃什么？”

　　“买什么买？我才懒得买哩。”他得意地吹嘘，“等天一黑，我提着篮子往门外一走，这峒里的菜不都是我的？”

　　“人家用手电筒一照，会有你吴胖子的好看。”

　　“那能怪我么？我碰到了岔路鬼，走错了菜园子。要怪只能怪岔路鬼，能怪我么？”

　　这种懒汉理论()和强盗宣言居然未受到批判，在场的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侵夺路边邻家的豆角，有人还当场指导：“胖子，你摘这边的，这边的嫩一些。”

　　不过，吴胖子的强盗式共产主义眼看着快完蛋了。镇上的一些贩子开始进山收瓜菜。接着，随着有些富裕户开始买菜吃，一些路边小店里便出现了有价瓜菜，虽然买主不多，但已引起村民们悄悄议论。有一天，我妻子看到路边某农户的空心菜肥美无比，不觉心动，想贪点小便宜，凑上前去一个劲看菜园，见对方没什么反应，又一个劲夸菜园，尤其是夸赞空心菜长得逗人爱。不料一套老经验不管用，主妇不大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对她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眼睛眨巴眨巴，径自修理水桶去了。

　　妻子追在她屁股头微笑和诱导，对方仍是启而不发，虽然给了她一把椅子，但一片菜叶也没给她。

　　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