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1987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1987年4月2日）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1957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着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钱先生、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1973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远）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1979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着，又写散文诗。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着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那时我还算年轻，毫无行政工作准备。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但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唐弢、蔡仪、余冠英等十几位着名老学者，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钱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实地帮助我。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请他参加，他都答应。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问题。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但也是学术问题，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着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我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但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还要讲个话。”他没有答话，等我告辞走到门边，他叫住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会的。

　　尽管我“自由主义”，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要我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我作主题报告。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想到，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但很会钻营，有人称他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我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

　　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不忘把投入学问。因此，虽然担任所长，但还是把心放在着书立说上，而且尽可能“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总是为我担心。1985年拙着《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我的头脑也很热。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对我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我。我对《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我。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还有一天，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说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乔木（指胡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但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我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我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我将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了解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我没有学生”，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语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视角更新（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文体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体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路当然很好。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一等奖），因此，汝信（副院长，也管文学所）打电话给我，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没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我：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颁奖者是胡启立、芮杏文、胡绳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我一封贺()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但是，我明白，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2008年秋天于美国

　　刘再复：我的骄傲

　　我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中评价李泽厚是“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并说我一直把他视为师长。没想到，我的这一评价竞引起几位从大陆出来的朋友的嘲讽与攻击，并说我未免太贬低了自己。

　　听到这一攻击，我的第一感觉，是觉得这些攻击者和我的心灵距离确实太远了。此时我不想再次评价李泽厚和给这种评价作阐释，但我要说，我把李泽厚当作“师长”，不是我的谦虚，而是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自我贬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说李泽厚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诗人，只要我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们视为老师。不耻相师，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我记得出生於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说过，他说：“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这是他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在演讲中说的话，这句话在我心中共呜得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为甚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知识面前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且把这种谦卑视为骄傲。

　　聂鲁达，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演讲都充满智慧的灵性，如果要揭开他心灵的秘密，上述的这一句话恐怕是一把钥匙。他的这一白白，说明他不仅善於吸收外域智慧的活水，而且善於吸收自己国土上智慧的活水，这一活水就在他的身边，就像故乡村庄里的江流。这恐怕是他在母亲的乳汁哺育之後，最重要的第二乳汁。智利是个小国家，而聂鲁达却从自己的祖国诗人那里吸收了许多养份，而且为此而骄傲。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杰出的兄弟，有那么多摧残不死的卓越心灵，我能把这些杰出的兄弟与心灵视为师长，决不是耻辱。我昨天为此而骄傲，今天仍然为此而骄傲。

　　聂鲁达把善於的谦卑视为骄傲，这是值得他自豪的。他有一种诗人纯洁的眼睛，使他能淘汰掉世俗眼睛中的杂质如嫉妒、狭隘、偏见等等，而以博大的情怀面对一切智慧的创造。他拥有一颗大海般的可以容纳各种江河的胸襟，拥有懂得尊重卓越人物的品格，他知道这一点不容易，所以他为自己骄傲。

　　因为聂鲁达的谦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的一种奇特感觉，这就是在诗人与学者中，我更喜欢诗人，更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生活在学院里很久，但也接触许多诗人。接触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着名学者，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股寒气，像是冰人，不是真的人。这也许是他们对世界看得太透，反而悲观，从头到脚便生了寒气。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些是属於并无太多学问和建树却偏摆架子，刻意把自己抬高以期人们仰视的，也有一股寒气，但因为刻意，所以寒气就变成酸气。但真正的诗人都没有寒气与寒酸气，倒有许多热气与孩子气，至死都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我倒喜欢这种诗人，和他相处不会太累。聂鲁达就是这种人，我在美国特别喜欢的保罗·安格尔，也是这种人。

　　我敬重李泽厚并和他成为朋友，是觉得他并不高寒，至少对我是亲切的。在中国，他的学识大大高於那些满身冷气的人，处於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的屋顶，但架子却没有他们大，心态也很年青。我嗜好读各种书籍，但在当代大陆学界，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独创一套学术命题和学术系统的人。两种人化自然和两种本体存在，西体中用，儒道互补，审美方程，历史积淀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体，实用理性，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区分等等，每一个命题都属於李泽厚，又切实影响中国，然而他明明处於高处却不高寒，因为不高寒，所以他关怀民瘼，拥抱社会，也不得不为救救孩子而走上街头，完全放下架子，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难道只配被批判的命运而不值得我和一些朋友理性地肯定他的学术实迹与讴歌他的不寒冷的小提琴吗？

　　《告别革命》出()版後，虽遭到不少人身攻击，但也有热烈支持的。年已七十五高龄的邹谠教授，身体病弱，却在大暑天中，写了那一封万言书信给我们，其热情实在动人。他是高我们一辈的老学者，又早巳名满天下和桃李满天下，却如此谦卑，这种学术品格很值得深思，并值得我认真学习。想到邹谠教授的谦卑态度，我更觉得自己的谦卑是应该的。前几天，我收到高行健兄的信说：“看了《告别革命》，中国当代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算得其自在而快乐。”高行健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但也是诗人，有天真在，所以想到的不是你高我低，而是存在的意义。真的，我们这一代人被革命名义下的种种荒谬行为耗尽了而能在最後喊一声“告别革命”，也算是意识到自己应当活得像样些，在精神土地上是应当站立起来了。李泽厚敢於喊出，我也能跟着呐喊，实在也是我的骄傲。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