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拚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门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晴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份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翦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叫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门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王充闾：人生几度秋凉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女士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着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宾孙。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丫，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痛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作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枝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上，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嘛！是谁作的孽啊?唉！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官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28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13天，后是蒋扣张54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着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的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20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稞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以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着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1956年到了，终于熬过了20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在台的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养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20世纪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堪资媲美。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恐怕就属于这类典型。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

　　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过早地摧折。剧烈的颠折，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像致命的强酸日夜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挨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其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革命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26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30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40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50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着海两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他的灵魂必定是坦荡而安然的。他曾以做个中国人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子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