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黑芷散文

　　罗黑芷(1898-1927．11．28)原名罗象陶，字晋思，号黑子。原籍江西南昌，生长于四川。辛亥革命前，到日本庆应大学文科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归国。曾因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被捕。

　　1912年到湖南图书编译局译书，后在长沙几所中学当教员。1919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篇作品《仟侮》刊于1920年的长沙市《民治日报》。1923年与李青崖等人合办《湖光》文学半月刊。192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遭诬陷被湖南省政府逮捕，出狱不久逝世于长沙。

　　乡愁！

　　写了《死草的光辉》已经回到了十四年前去的这个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去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候，终寻不出一个落脚的地方。这并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时间的海洋里，竟看不见一点飘荡的青藻足以系住他的萦思，其实望见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须得像海鸟般在波间低徊，待到落下倦飞的双翼，如浮鸥似的贴身在一个清波上面，然后那仿佛正歌咏着什么在这暂时有了着落的心中的叹息，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周围是很值得眷恋的。谁说，你但向前途寻喜悦，莫在回忆里动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回转去罢，去到那不必计算的一个时候。那时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谁，大约是一个嬷嬷吧？抱在臂里，从后厅正屋走到前厅回廊，给放下在右手栏杆边一个茶几上站住。才从母亲床上欢喜地睁开来的一双迷蒙蒙的小眼睛，在那儿看见一个穿蓝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觉得一见面便张手要伊拥抱的女人。这是谁呢？你猜一猜看，伊凭倚着栏杆，微笑着，望着那被黄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无数点点的飞虫穿来穿去，它们的薄翅振动，仿佛习习有声。

　　“孩子！这是萤火虫呀！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从有史以来便凝聚的黑晶晶的睫下了。我从旁边不知又是谁的手里喝了一口苦味的浓茶，舌头上新得了一种苏生的刺激，我立刻在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觉了：这是我家的七月的黄昏。

　　回转去罢，房屋依然是那所古旧的房屋，在那条有一个木匠人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边；落雨的时节，那木匠饲养的三只斑鸠便在檐下笼中咕咕地叫唤，时候却仿佛是五月。祖母在伊静悄悄的房中午睡；父亲的窗子里似乎有说话的声音；我的一个伴侣——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哪里去了；母亲也不见；我独自在后院天井里蹲着。那从墙边和砖缝里挺生出来的野草，有圆叶的，有方叶的，密密的，疏疏的，不知叫做什么，衬着满阶遍地的青苔，似乎满院里都是绿色的光的世界。

　　“哥儿！哪！这儿一点东西送给你。”

　　挑水的老王，从他担进院来而尚未息肩的一头水桶里，取出一枝折断了的柳梢，尖尖的长叶滴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带里挖摸着，一个黑壳亮翅的虫儿嘶鸣着随着他的手出来了：

　　“这叫做蝉子。”

　　“呵！老王！”

　　我飞跳过去了。于是那蝉和柳枝便齐装在一个小方竹笼内挂在后院的壁上。我在这东西旁边盘旋玩耍，直到“赫儿，赫儿”地呼唤着的即在今日还能引我潸然泪下的母亲的声音，可爱地送到我的小耳朵里。

　　回转去罢，回转去罢，这回仿佛在一个暮春的夜里。母亲坐在有灯光的桌前和邻家的姆姆安闲地谈着话。一个姑娘——我为你祝福，姑娘，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窗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这是母亲教我这样称呼的；当伊站立起来的时候，伊仿佛比我高半个身躯，听说是要说人家了，因为十五岁的女孩儿呢！正是，我来到母亲房里瞧着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我记得进来的时候，仿佛那先生已经到了后厅的屏门外，将他的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交换贴在门缝边向内打听。十分对不住您，先生，我现在应该这样向您道歉，因为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伊用面庞亲热地偎傍我，偏起头看我，摇我的肩膊，抚我的头发，喊我做“赫弟！赫弟！”我痴痴地瞧着伊的那笑眯眯但是而今我记不清楚了的尖尖的脸。先生，伊或许已经替你生了几个好儿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灯草头上吐出来的静静的一朵黄色灯焰。这也即是儿时母亲房里的春夜的光辉呵！虽然伊的身影很模糊，我细细吟味，如掣电般我便又站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的水，隔着匡庐的云，自五岁别后，这一生认为是亲爱的人所曾聚集过的故乡的家，便在梦里也在那儿唤我回转去。回转去罢，我而今真的回来了：你无恙么？我家的门首的石狮，我记得我曾在你身上骑过；你还被人家唤做秃头么？卖水果的老蒋，我记得你的担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还是在巷中袒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师父同锯木头么？可怜的癞子徒弟，那些斑鸠又在叫唤你喂食给它们呢！这真是了不得，我还握着四文小钱在手中，听见门外叫卖糯米团子的熟悉声音来了，我便奔向()大门去：

　　“糯米团子，一个混糖的，一个有白糖馅的！”

　　很甜，很甜，妈妈，您吃不吃呢?

　　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曾想：像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一百里远的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脚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这不仅使他雪人似的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厕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虽然这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

　　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觉。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好像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

　　“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

　　“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像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

　　“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

　　“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的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

　　“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访一个外国朋友，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

　　“‘走后门去！’

　　“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走楼梯上去！’

　　“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

　　“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

　　“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