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发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站在玻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损的，只供观赏；让孩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可是，如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丰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的孩子上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

　　"哇，有够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的民族自尊。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声觉醒的呐喊，使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娃。中国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龙应台：胡美丽这个女人

　　和你一样，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和你一样，我也想问她：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她卧房的落地长窗前，下午两点的阳光挥洒进来，想想看，冬天的阳光！我们不约而同将脸庞抬起，向着阳光，眯起眼睛。

　　德国的冬天使人想自杀，她说，你知道吗？今年十二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十九个小时的太阳，十九个小时！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阳光照耀的长度是三十八个小时。

　　我张眼看她，阳光里是一张四十岁的女人的脸庞。皮肤的弹性和张力都松弛了，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丽，我说。

　　她没好气地睨我一眼；还用你来说吗？我们这种一年回国一次的候鸟最倒霉，一到台北，每一个人抬头看到你，第就是，“你憔悴了！”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相濡以沫天天对看，不觉得自己变老；我却是让他们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们就对照去年的印象，于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样，说，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们自己青春永驻哩！

　　她半认真地发了阵牢骚，然后八岁的儿子进来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凶的样子骂道：“时间还没到看什么电视不是讲好每天从四点看到五点现在才两点半你知道吗！”

　　大儿子嘟着嘴出去，四岁的小儿子四脚落地用爬的进来，在胡美丽脚边磨着，嘴里还喵呜喵呜地叫着。做妈的笑着就要去搂他，他挣扎着不让她抱，说：“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猫咪，你丢一条鱼给我吃——”

　　等两个孩子都到邻家玩去了，我才有机会问她：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长长地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只手臂往后托着脑袋，脸仍又向着阳光，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机的人怎么写作？

　　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

　　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贺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己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国际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