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胡美丽这个女人

　　和你一样，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和你一样，我也想问她：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她卧房的落地长窗前，下午两点的阳光挥洒进来，想想看，冬天的阳光！我们不约而同将脸庞抬起，向着阳光，眯起眼睛。

　　德国的冬天使人想自杀，她说，你知道吗？今年十二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十九个小时的太阳，十九个小时！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阳光照耀的长度是三十八个小时。

　　我张眼看她，阳光里是一张四十岁的女人的脸庞。皮肤的弹性和张力都松弛了，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丽，我说。

　　她没好气地睨我一眼；还用你来说吗？我们这种一年回国一次的候鸟最倒霉，一到台北，每一个人抬头看到你，第就是，“你憔悴了！”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相濡以沫天天对看，不觉得自己变老；我却是让他们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们就对照去年的印象，于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样，说，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们自己青春永驻哩！

　　她半认真地发了阵牢骚，然后八岁的儿子进来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凶的样子骂道：“时间还没到看什么电视不是讲好每天从四点看到五点现在才两点半你知道吗！”

　　大儿子嘟着嘴出去，四岁的小儿子四脚落地用爬的进来，在胡美丽脚边磨着，嘴里还喵呜喵呜地叫着。做妈的笑着就要去搂他，他挣扎着不让她抱，说：“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猫咪，你丢一条鱼给我吃——”

　　等两个孩子都到邻家玩去了，我才有机会问她：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长长地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只手臂往后托着脑袋，脸仍又向着阳光，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机的人怎么写作？

　　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

　　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贺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己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国际妇女节

　　龙应台：触电的小牛

　　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懒懒地照进窗来，浓浓的花生油似的黄色阳光。所以那么油黄，是因为窗外木兰树的叶子金黄了，落了一地，好像有人用黄色的毯子将草地盖了起来。

　　飞飞刚刚气呼呼地回来，不跟小白菜玩了，为什么？因为她哭了。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踢她。你为什么踢她？她一直叫我做狗狗，她不肯做狗狗，然后我做可爱小猫咪，然后她不肯，我就踢她……妈妈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名叫《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五十年代》的书；百般无聊的飞飞把头挡在书前，“不给你看，”他说，“跟我玩。”

　　他爬上沙发，把身体趴在母亲身上。

　　阳光刷亮了他的头发，妈妈搂着他，吻他的头发、额头、睫毛、脸颊、鼻子……飞飞用两只短短的手臂勾着妈妈的脖子，突然使力地吻妈妈的唇。

　　“黏住了！”妈妈说，“分不开了！”

　　飞飞睁着圆滚滚的眼睛，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妈妈好像被呛到一样，又是惊诧又是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电话刚好响起来。

　　“您是华德太太吗？”

　　“是的。”

　　“您认识一个小男孩叫弗瑞弟吗？”

　　妈妈的脑袋里“叮”一声：出事了。安安和弗瑞弟在半个小时前一起到超级市场后面那个儿童游乐场去了。

　　“我是哈乐超市的老板。弗瑞弟在我们店里偷了东西，他的家长都不在，您可以来接他吗？”

　　妈妈把飞飞交给邻居，跳上车。安安在哪里？

　　妈妈第一次当小偷，也是在八岁那一年。从母亲皮包里拉出一张十元钞票，然后偷偷藏在衣柜底下。可是衣柜上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镜，坐在客厅里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蹑手蹑脚的每一个动作。

　　安安在哪里？他也偷了吗？偷了什么？

　　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蔬菜，穿过肉摊、面包摊，穿过一格一格的鸡蛋，在后面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妈妈见到了刚上一年级的弗瑞弟。

　　弗瑞弟马上哭了起来，拳头揉着眼泪，抽泣着：

　　“是安安叫我来偷的——我自己不要偷的——是安安叫我来的……”

　　几个大人围在一旁。超市主人小声对妈妈说：“他真怕了，不要吓到他。”

　　妈妈蹲下来，把弗瑞弟拥在怀里片刻，等他稍稍静下来，才说：

　　“你别害怕，弗瑞弟，他们不会叫警察的，我们照顾你。我先要知道——”

　　妈妈扳正小男孩的肩，直直注视着他，“我先要从你嘴里知道你做了什么。真真实实地告诉我。”

　　“我进来，拿这些巧克力——”妈妈这才看到桌上一大包糖，“塞在我衣服里面，就这样——”

　　现行犯当场表演他如何缩着脖子、弓着背、抱着肚子走出去。

　　妈妈想笑，但是忍住了，做出严肃的脸孔：“这个伎俩，是安安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声音里透着几分骄傲，“全是我自己用脑袋想的！”

　　“这个小孩，”老板插进来，“上星期我就从镜子里注意到，老是弯腰驼背地走出去，我就要我们小姐注意了。刚刚他又出现，第一次被他走掉，这一次我们是等着他来的。”

　　妈妈和老板握手，感谢他对孩子的温和与体谅，并且答应会和弗瑞弟的父母解释情况。

　　弗瑞弟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走出超市的玻璃门。

　　在小径上，妈妈停下脚步，弯下身来面对着小男孩：

　　“弗瑞弟，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而你对这个问题必须给我百分之百的真实答案——你答应吗？否则我就从此以后不再是你的朋友。”

　　弗瑞弟点点头，他的脸颊上还有未干的眼泪。

　　“我的问题是：是安安要你去偷的吗？”

　　“不是，”回答来得很快很急，“不是，全是我自己计划的，安安是我的朋友，我要讲真话。他没有叫我去偷。”

　　“好，”妈妈用手指抹去他的眼泪，“你答应从此以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吗？”

　　他点点头，“再也不了。”

　　没走几步，就看见安安坐在一根树干上，两只瘦腿在空中晃呀晃的。他看起来很镇静，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镇静。

　　当妈妈和安安独处的时候，安安终于憋不住了：“妈妈，我没有偷。我没做错事。”

　　妈妈在花生油颜色的客厅里坐下，安安在她面前立正。

　　“我不要听一句谎话，你懂吗？”

　　点头。

　　“他去之前，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偷？”

　　点头。

　　“他偷了糖之后，是不是和你分吃了那糖？”

　　点头。

　　“他以前偷，你都知道吗？”

　　点头。

　　“每次都和你分？”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没有叫他去偷？”

　　“没有。”很大声。

　　妈妈抬眼深深地注视这个八岁的小孩。原野上有一群乳牛，成天悠闲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属于他们，一直到有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碰到了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那是界线，线上充了电，小牛触了电，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原来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共犯吗？”妈妈问。

　　“不知道。”

　　“共犯，”妈妈说，“就是和人家一起做坏事的人。譬如拿刀让人去杀人，譬如让别人去偷，然后和他一起享受偷来的东西……你的错和弗瑞弟几乎一样重，你知道吗？”

　　安安在思考，说：“他多重？我多重？”

　　“他六分重，你四分重。够重吗？”

　　点头。

　　“我也得处罚你。同意吗？”

　　点头，眼帘垂下去。

　　母子两人在书桌旁。“写好了交给我，我去接飞飞回来。”

　　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一起坐在灯下看一篇写得歪歪斜料的日记：

　　“今天很倒ㄇㄟ。弗瑞弟去哈乐ㄔㄠ市被ㄉㄞ到了。他妈妈不给他糖，所以他去偷。我心里很ㄋㄞ受，因为我也吃了偷来的糖。妈妈说那叫分赃。

　　我没有偷，但是没叫他不偷，因为他都跟我分。我现在之道，偷是ㄐㄩㄝ对不可以的。我再也不会了。很倒ㄇㄟ，妈妈处ㄈㄚ我写报告，写错很多字，ㄘㄚ了很久，我心里很ㄋㄢ过。很ㄋㄢ过。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你知道弗瑞弟的遭遇吗？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鲜花，和他爸爸走到哈乐超市，向老板鞠躬道歉。回来之后，被禁足一星期，意思就是说，放学回来只能在花园里自己玩，不许出门。和好朋友安安只能隔篱远远相望。从书房里，妈妈听到他们彼此的探问。

　　“弗瑞弟，我妈ㄈㄚ我写文章，现在还ㄈㄚ我扫落叶。你在干什么？”

　　扫把声。脚踏落叶声。

　　“我妈也ㄈㄚ我扫花园。叶子满地都是。”

　　安静，

　　“可是我觉得满好玩的——你不喜欢扫落叶吗，弗瑞弟？”

　　“喜欢呀，可()是，我妈还ㄈㄚ我三天不准看电视。”

　　“啊，我也是……”黯然。

　　又是一个阳光浓似花生油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