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蝴蝶结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的往上抽长……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去年八月，华安一家三口旅行到澳洲一个小小的港口。这儿先得解释一下：华安，当时是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育儿书里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八个月大的婴儿，能爬行、能扶床站立、沿壁扶走。口欲甚强，任何东西皆送住口中品尝。尚不能人语，但会咿呀作声，会叫爸妈。”至于一家三口，当然就是华安的妈妈和爸爸。

　　港口中的水非常清澈，一群相貌古怪的鸟漂在水上等着游人的面包。这鸟的嘴巴极大，像把剪树枝用的大剪刀。奇怪的是，嘴巴下面还吊着个大口袋。鸟儿大嘴一张，丢进来的苹果、面包、小鱼就滚进大口袋里，沉甸甸的。

　　华安坐在岸上，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惊看这巨大的鸟。

　　爸爸说：“DasistderPelikan.”

　　妈妈努力想了一会，下定决心地说：“这是塘鹅。”

　　华安手里一只削了皮的苹果，掉到地上，翻了几个筋斗就扑通摔进水里，又叭一声进了大鸟的口袋。

　　爸爸把华安搂在怀里，指着水中的动物，很干脆利落地说：“安安，它们是Bird，Bird，Bird，Bird……”

　　安安不动声色，伸手扯了爸爸衣袖上的扣子，放在嘴里吃。

　　九月，安安和爸爸妈妈到了美国。他们在森林里租了一栋小小木头房子。房子四周长满青草，一身鸡皮疙瘩的小青蛙常常跳上台阶，闪进纱门来。

　　有一天早上，太阳特别亮，长长斜斜的阳光一道一道射进森林里来，轻飘飘的灰尘在一道一道光里翻滚。爸爸在厨房喝咖啡，妈妈倚着栏杆读报纸，安安刚刚把妈妈的牙刷塞进树干上一个洞里，现在正忙着把泥土塞满爸爸的球鞋。

　　妈妈好像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ㄅㄜ——”她继续看报纸。

　　“ㄅㄜ——”又来了，原来是华安在发声，妈妈不理他。

　　“ㄅㄜ，妈妈，ㄅㄜ！”华安似乎焦急起来，声音着。

　　“怎么啦，宝宝，哎呀，爸爸鞋子给你搞这么脏！”

　　“ㄅㄜ，妈妈，ㄅㄜ，ㄅㄜ，ㄅㄜ！妈妈，ㄅㄜ！”他已经爬了过来，扯着裙角站起来，用胖胖的手指着草丛。

　　妈妈细看了一下，草丛()错杂处，昂然站着一只大公鸡，鲜红的鸡冠衬着金绿的长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公鸡也有一对圆溜溜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跟它差不多高的华安。

　　“妈妈，ㄅㄜ！”安安带点兴奋、带点惊恐地，努力用手指着大公鸡。

　　妈妈好像听到脑子里滴答一声，突然懂了。对呀，一身羽毛、两只瘦脚、一把尖嘴，这不是Bird，ㄅㄜ，是什么呢？

　　妈妈狂热地拥吻华安，一边像个很没有教养的女人扯着喉咙大叫：“爸爸快来呀，安安说话了，说话了，他会说话了……”

　　安安很厌烦地，奋力推开妈妈的脸，拼命扭着身子、拉长脖子想凑近看看草丛里那个神气活现的家伙。

　　龙应台：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