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失根的兰花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

　　花圃有两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还有闪烁着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罢。

　　由於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不知为什麽，我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麽流下来。

　　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中拣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我也曾在蜀中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穷苦得像个乞丐，但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自己：「我，到处可以为家。」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美国有本很着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後，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说得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问他，为什麽偏要装成中国人呢？

　　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家乡土地之芬芳，与故土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岁时肩起小镰刀跟着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

　　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是儿童的喧譁笑语与祖宗的静肃墓庐，把它点缀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乱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水流可藉；以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宋朝画家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於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国，就是土，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後，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於费城

　　陈之藩：谢天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後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其他的文章，比如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麽？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罢。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