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散文集选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着名副刊编辑。早年在山会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学习，两度成为的学生。1912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鲁迅名作《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续发表。后又应邀主编《京报》副刊。1927年3月，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至冬回上海，创办嘤嘤书屋，出版《贡献》半月刊。1928年主编《当代》，旋即赴法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中外出版社社长。1939年3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兼《士兵月报》社社长，齐鲁大学国文系主任，大竹乡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1945年去成都，先后在华西大学和铭贤学院任教，同时主编成都《新民报》。建国后，孙伏园被任命为政务院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其着作主要有《伏园游记》与《鲁迅先生二三事》。

　　吃粽子

　　——呈疑古玄同先生

　　疑古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着论，以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的了，那时胡适之先生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这件事，在爱讲故事的人看来，可以借端引出另一件故事。

　　革命未成以先，蔡孑民先生有一位老朋友薛朗轩先生，他和蔡先生打赌：“革命是一定不会的；如果成功，我情愿输给你一个头。”民国初元，蔡先生辞官回籍，薛先生战战兢兢的同他谈了几句天，出去便告人说，“真险呀！蔡先生说‘旧事我们不必重提了’，这明明是向我索头的意思！”

　　胡先生的《手枪》诗未必能打死钱先生。但是钱先生到四十岁而竟不自枪毙，显与他前数年的主张矛盾了。胡先生乃用“以子之枪，贺子之生”的办法，只要钱先生不像薛先生一样，把赠诗认为“这明明是向我索命的意思”，那么这个办法倒是有些幽默的。

　　上面我说了这许多“钱先生”，论理应该向疑古玄同先生道歉，因为他早在《废话的废话》里宣告，他已经不姓钱了。

　　我们也可以说，钱先生虽尚未到不惑之年，却已自己执行了枪毙，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呱呱堕地的疑古玄同先生，而没有常被人误认为姓田的钱玄同先生了。

　　——虽然疑古先生也说，如果有些“吃方肉”的先生们硬要派他姓钱，他也自然没法；所以他说“疑古玄同”是学问的，艺术的，趣味的，而“钱玄同”是“方肉的”。

　　随着疑古玄同先生的呱呱堕地而来，仿佛怡红公子之有通灵玉似的，疑古先生有他的一项新主张，就是“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自然，他有新主张只要主张着好了，断不会自定这样的的。我应该附带声明：也和胡先生赠他手枪诗一样，这标语是沈尹默先生给他的赠品。

　　疑古先生有许多主张为新少年们所不易了解的，例如对于阴阳历的问题和对于满清与民国的问题。新少年们是这样想：阳历，不成问题，是民国的正朔，阴历却渐渐就要被忘却了；民国，自然刻刻有危险，但那是外来的暴力，内部的复辟之类大抵是不曾发生的了，即使发生也是顷刻之间可以平定的了。而疑古先生是亲见旧思想之猖獗和新民国之缔造的人，所以阳历元旦一定要贺年，对于遗老一定要称民国为我朝，这种行动固然可给旧人物以许多不快，而在新少年看了却反要惊异的。

　　同样，他在公园里散步，如果一看而知大体都是现代人，那便照常的散步就是了，如果忽然来一个弯腰曲背的，而又自以为对维持纲常名教的责任的老年人，那他非立刻挺胸突肚，开正步走，以表示其为新民国的少年不可。他如果真是新民国的少年，对于这种旧事物，旧思想，旧制度，一定都忽略过了，而疑古先生却比什么人都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见他究竟还是旧时代末梢的人物，一方面也可以见他更是新时代缔造的急先锋了。

　　疑古先生所致力的学问是再专门不过的，与人生日用可以说是绝少关系，但在这学问中也要表示他那极端的思想。他在最近的将来，大抵要发表他研究龟甲与钟鼎的结果了，但他已经说过，那本书用白话做是不消说，但一定是排印的，洋纸的，横行的，毛边的，而且由他那新近所主张的杂糅的文体，——就是文言也要，白话也要，外国文也要，典丽的字眼也要，秽亵的字眼也要，总而言之是他所谓“粤若稽古王八蛋，奉天承运放狗屁”的文体的。还有，他的藏书中，如有宋元明版书，或清朝精印的善本书，一定打上一个橡皮图章，刻着俗不可耐的“玄同”两个字，而考古学家马叔平教授所刻的图章一定打在洋装的新书上；对于后者，他说，好图章应该打在好书上，对于前者，他却说，用现代人通用的橡皮图章打在古书上是表示他看得起古书的意思。

　　他时时刻刻防备旧势力的发展，时时刻刻担心新势力之薄弱，所以他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对付旧势力的，最先的一步功夫就是把旧训成俗所早经安排妥当了的东西压根儿捣乱，这就完成了沈先生送他的标语“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

　　今天是疑古先生吃粽子的日子，他本来预定在本刊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吃粽子》；不幸他忽然手痛，不能执笔，这个好题目便留给了我，但我拿了好题目却做不出好文章，所以只能“以夫子之粽子还献夫子。”

　　绍兴东西

　　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琳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及别处人。所谓绍兴东西就是干菜，笋干，茶叶，腐乳等等。

　　绍兴有这许多特别食品，绍兴人在家的时候并不觉得，一到旅居外方的时候便一样一样的想起来了；绍兴东西的挑子就是应了这种需要而发生的；我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也常常看见这一类挑子。

　　解剖起来，所谓绍兴东西有三种特性：第一是干食，第二是腐食，第三是蒸食。

　　干食不论动植物质，好处在：（１）整年的可以享用这类食品，例如没有笋的时候可以吃笋干，没有黄鱼的时候可以吃白鲞（这字读作“响”，是一个浙东特有的字，别处连认也不认得）；（２）增加一种不同的口味，例如芥菜干和白菜干，完全不是芥菜和白菜的口味，白鲞完全不是黄鱼的口味，虾米完全不是虾仁的口味；（３）增加携带的便利，既少重量，又少面积，既没有水分，又不会腐烂。这便是干食的好处。

　　至于腐食，内容和外表的改变比干食还厉害。爱吃腐食不单是绍兴人为然，别处往往也有一样两样东西是腐了以后吃的，例如法国人爱吃腐了的奶油，北京人爱吃臭豆腐和变蛋（俗曰皮蛋）。但是，绍兴人确比别处人更爱吃腐食。腐乳在绍兴名曰“霉豆腐。”有“红霉豆腐”和“白霉豆腐”之别。

　　白霉豆腐又有()臭和不臭两种，臭的曰“臭霉豆腐”，不臭的则有“醉方”和“糟方”，因为都是方形的。此外，千张（一名百叶）也有腐了吃的，曰“霉千张”。

　　笋也腐了吃，曰“霉笋。”

　　菜根也腐了吃，曰“霉菜头”。苋菜的梗也腐了吃，曰“霉苋菜梗”。霉苋菜梗蒸豆腐是妙味的佐饭菜。这便渐渐讲到蒸食的范围里去了。

　　蒸食也有许多特别的东西。但绝没有别处的讲究，例如荷叶米粉肉的蒸食，和鲫鱼青蛤的蒸食，是各处都有的，但绍兴人往往蒸食青菜豆腐这类粗东西。这里我要请周启明先生原谅，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发表了他托我买盐奶的一张便条。

　　盐奶是一种烧盐的余沥。烧盐的时候，盐汁有点点滴下的，积在柴灰堆里，成为灰白色的煤块样的东西，这便是盐奶。盐奶的味道仍是咸——（盐奶的得名和钟乳石的得名同一道理）——而别具鲜味，最宜于做“瑠豆腐”吃。“瑠”者是捣之搅之之谓。豆腐瑠了之后，加以盐奶，面上或者加些笋末和麻油，在饭锅子里一蒸，是多蒸几次更好，取出食之，便是价廉味美的“瑠豆腐”了。又如干菜蒸肉，是生肉一层，干菜一层，放在碗中蒸的，大约要蒸二十次或十五次，使肉中有于菜味，于菜中也有肉味。此外，用白鲞和鸡共蒸，味道也是无穷，西湖碧梧轩绍酒馆便以这“鲞拼鸡”名于世。

　　梁晓声：多余的话

　　我虽然不上网，也没有微博——但对网上言论的不负责任，早已有知。

　　太多的朋友打电话问我25日究竟在搜狐读书会上说了怎样一番话，故我以下话是回答朋友们的询问的。

　　当时话题不知怎么谈到了现在和从前；我的原话基本是这样的——80年代以降，中国调动了极大的思想力，才终于结束了造神时代，结束了10年“文革”恶梦，倘有人以为回到从前中国才有前途，并且真那样了，那我只有选择移民或自杀。我毕竟是过来人，对“文革”是怎么回事有切身感受。倘“四人帮”晚被粉碎几年，我在复旦的下场亦悲惨矣。倘那样的时代又卷土重来，我这种人断无好下场。移民语，自杀语，乃对那样一个时代之嫌恶语耳。

　　一个听觉正常的人，断不至于将“如果回到从前”误听成“如果还是现在”这种错误是令人惊讶的！

　　我曾给邀请我的张耀()杰打电话，问他怎么会出那种“错误”？他说认得对方，会要求对方删除。而朋友们告诉我，竟没有。

　　我也很奇怪，那么多人听到我的原话，居然没一个人说我的原话不是那样的。

　　当然，这些话，确实多余。

　　我一向认为——中国之现实问题虽多，却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加以改造。从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根本找不到什么有希望的中国的依据的。一两句针对今天的“文革”言论，并不能实际改变什么。

　　我理解的“革命”者是勇于善于改革现实的人，而非“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中国之希望断不在那些当年极凶恶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