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随风而去

　　现在当成经典电影的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是根据一本中文译为《飘》的美国小说改编的。我也不去查那英文原名了，只说这部影片是我大约十岁时跟父母在重庆看的，在电影院，我父亲对母亲用英语说了它的原名，解释道：“它的意思是‘随风而去’。”不知为何，“随风而去”四个字从此深深印入我脑中，直至今天，直到将来，随我一生。

　　今年是我见我母亲最后一面的三十周年。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到农场就业，世道很乱，也不知向谁请假，自己偷跑回北京看望母亲。母子俩相见泪洒衣襟，但还没互相叙述完离别十年中各自的遭遇感慨，没几天，说是西单商场发生了爆炸，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又押送回宁夏。第二年我母亲便在孤独中去世，尸骨无存。所以今年的我按民间风俗备了些纸钱到我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的城墙上祭奠父母，因为华夏西部影视城展厅里有我母亲的照片。我虽不迷信，但可表达心意，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的意思。

　　城墙上夜风强劲，人都站不稳，而燃烧的纸却不散，圆圆地聚成一堆。第二天，我又上去看，却只留下一团黑迹，灰烬已随风而去了。烧的时候，冥冥中我母亲仿佛对我有所告诫：到我这岁数，要成熟一点了。当时我心中就决定：关闭在华夏西部影视城大展厅里陈列我文学活动的所谓“张贤亮的世界”的小展厅。回来后，一夜未眠，反省自己从1979年复出，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成绩不小，毛病不少”，于是主动写了一份检查。恰恰第二天《中华英才》杂志的记者蒋先生来采访，我就将检查给他看，说你要写我最好写我的“毛病”。“自我检查”一词现在已很生疏了，尤其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逼迫下，我这种行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有病”。蒋先生倒很理解，说这毛病其实是社会的流行病，未必为你一人所患。我说，到我这个年龄，到我这种已再()追求名利地位的份儿上，自己对自己严格一些何尝不可？人生在世，何必把是非分得那么清？我要张狂我便张狂，我要忏悔我便忏悔，张狂了再忏悔，忏悔了再张狂，一切随心所欲，最后，一切又都会随风而去。

　　成绩也好，毛病也罢，不都会随风而去吗？流芳百世，默默无闻，遗臭万年，碌碌无为，我的祖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自己，我的子孙，所有不同种类的人同消失于风中。随手拿起张报纸，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大文学家发现，火星和金星上好像曾有过生物，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

　　张贤亮：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1984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园，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做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1967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