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1984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园，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做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1967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年8月15日

　　张贤亮：老照片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

　　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人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祖茔好像是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较高而平坦。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吁眙县的高祖母和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有“劈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着名小说《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的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定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活，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的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他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神灵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的人类，对繁衍后代的关心（生殖崇拜），可能很大程度并不在于财产的继承，也不在于部族家族祠堂所谓的香火的延续，因为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更没有出现包含宗族家族的奴隶制文化，远古时人们主要想的，就是使个体灵魂得到永生，即我们现在赠给死者的词：“永垂不朽”。

　　于是，我想，人不可能没有宗教情结。唯心主义干脆就公开宣称这样那样的宗教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宗教自居，但最终也可能变相地成为这样那样的宗教。号称唯物主义者的理性知识如转为崇拜与信仰，其失去理智的狂热程度，比唯心主义的宗教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一连串历史事实证明，不用再遮遮掩掩地否认的。所幸的是，历史命定的循环反复，好像逐渐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大哲学派别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或者换种说法，是人们逐渐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统治，开始承认唯心中有唯物的因素或唯物中有唯心的因素了。人类已经制造了一种仪器将它送上太空，寻找一种叫“反物质”的东西，其意义在哲学上将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影响。再譬如，人们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也已发现，人在临死亡那一刹那，躯体竟会猛然减轻少许重量。那么，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躯体所有物质的部分都处于精密仪器的严密监视下，证明物质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一口气体，并没有丝毫减少，而生死之间竟然会有一种有分量的东西逸出躯体！于是，令人不能不怀疑到虚无飘渺的灵魂真的是具有“质”的某种“物”了。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