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文艺、科学等等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我都抱有广泛(当然不免浅薄)的兴趣。潘光旦译《性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这些古代的启蒙制度是完整的，是以囫囵的人格做对象的，我们到今日才算有一个‘完人’、‘成人’或‘通人’的自觉也未始不是这种制度之赐。不过近代的教育却反而不足以语此，它的对象不是生命的全部，而是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赚钱吃饭的那一部分。”其中描述的那种“以囫囵的人格做对象”的教育，令我大受感动，悠然神往。我渴望着有一天扪心自问时，能无愧于先祖的文化，无愧于未来的时空，无愧于地上的生灵，无愧于天际的星体——也就是说，我接受了基本的、全面的教育，我的思想有所凭借，但无所拘泥。

　　甚至曾写下这样的目标：“在大学之前完成通识教育。”这并非幻想，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的教育都是如此。查阅古今中外人物生平，无不在成年之前就已博览群书，洞察世事，青年时期即投入事业——文艺的、科学的、政治的。

　　这个雄心最终没能实现。正值高三，学校试图用试卷和课本填满学生的课余生活，我虽没依学校的意思成为做题高手，但在焦虑和消沉方面浪费掉大量时间。与此同时，一个奇妙的转变悄然发生：不知是否受了各大学宣传与互联网媒体的影响，我之通识教育情怀渐渐具象为对大学和所谓“高等教育”的想象，把高中靠自律没能完成的宏愿寄望于大学教育。

　　如今，大学第二学期过半，我发现当时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普及了的高等教育已不可能做到当年“精英”们享受的“通识”。今日之大学倒确如那段话中的反面描述：“它的对象不是生命的全部，而是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赚钱吃饭的那一部分。”这与哪所学校、什么专业无关。我的惭愧之情一丝一毫没有减退，掌握了大量冗余的知识，对于“基本的教育”还摸不到边界……至于大学课程，终究是任务式、应用式的，一个已完成通识性“基本教育”的人，自能在这种“应用教育”中游刃有余，一个在义务教育中培养起某类专门爱好的人，也能在现有模式下自得其乐，但一个对“基本教育”的缺失满怀愧疚的人，如何能心安理得靠完成任务来麻痹自己?

　　申请休学一年，就是试图从这种精神畸形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通识教育当然不会只费一年之功，但尽可能减少惭愧应当可以做到。通识目标不变，大学之路不通，理应另择他途。我没有详细到某月某日的工作计划，但相信以人格为对象的教育应当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与自然劳动之上，这是与大学紧张的任务型氛围不相适应的。